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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纲 附录： 旷世奇才 ——记史学家张荫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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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先生（1905年11月—1942年10月），自号素痴，广东东莞石龙镇人。出身书香之家，在其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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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三年级，[1]曾在该校国学导师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班上听课。是年9月，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在《学衡》杂志上刊登了《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批评梁先生对老子的考证。那时张先生还是仅十八岁的中学生，《学衡》编者便以为他是清华的国学教员。梁先生不惟不因此有慊于心，反而对他更加器重、奖掖。1941年11月，张先生临终前一年，曾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发表了《跋梁任公别录》一文，对梁先生在史学上的贡献特别是对其史才予以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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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以官费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专攻哲学与社会学。1933年3月，他在《与张其昀书》中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可见其对理论学习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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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致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云：“顷阅张君荫麟函，言归国后不欲教授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张君年颇少，所著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大抵散见于《燕京学报》等。四年前赴美学哲学，在斯坦福大学得博士学位。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校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有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北大史学系事，请兄转达鄙意于胡〔适〕、陈〔受颐〕二先生，或即以此函转呈，亦无不可也。”其关怀后辈之深情，跃然纸上！张先生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史学、哲学两系，并在北京大学讲历史哲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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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先生应浙江大学之聘，在西天目山禅源寺为新生讲中国通史课。杭州沦陷，先生辗转返归故里。翌年，赴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0年夏，又来遵义山城，再度担任浙大国史教授，并兼史地研究所史学组主任导师，弘开讲坛，青年学子如坐春风，越两载有余，不幸患肾脏炎病逝世，终年三十七岁。当时陈寅恪先生有《悼张荫麟君》七律二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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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何止牍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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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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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汪中疑稍激，[2]丛编劳格定能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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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舟南海风涛夜，[4]追忆当时益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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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贾便便腹满腴，转怜腰细是吾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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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儒列等曾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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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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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君绝笔犹关此，[5]怀古伤今并一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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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年挽词中最引人注目的，迄今仍为师友们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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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兼通文史哲，才学识为近代第一流，其生平贡献以史学为最大。所著《中国史纲》（上古篇）一书，整个结构独具匠心，选择少数节目为主题，以说故事的方式来叙述；篇章之间，联系紧密，天衣无缝。文辞优雅，锐思驰骤，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此书既具科学性，又富艺术性，故享誉海内外，被推为近代“历史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创作”（陈梦家教授语）。张先生认为“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正确充备之资料；忠实之艺术的表现”。[6]这部书已达到他本人所倡导的境界。[7]其他学术论文，散见于报章杂志者都百余万言，多自辟蹊径，开风气之作。1956年台北出版的《张荫麟文集》，收载未备。笔者编有《张荫麟先生著作系年目录并序》一文，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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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史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青年时代开始，即重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探索。盖自近代以来，我国科技落后，为西洋人所轻侮，先生有感于此，故特别留意发掘中国古代的科技人物及其成就之资料，予以表彰，企图激起国人爱祖国、爱科学的热情，从而有助于我国科技研究事业的振奋兴。关于这方面的论文有十三篇，其中《沈括编年事辑》一文，是近人全面研究沈氏生平及其贡献的启蒙之作，奠定了研究沈括这个课题的基础。1985年，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为了纪念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曾编成《沈括研究》一书，交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刊行，就是继承先生这个愿望的。又如先生所撰《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一文，上起远古，下迄清朝中叶，对中国古代一些主要科技发明及其作者加以介绍，确是一篇十分精炼的中国古代机械史略，对后来科技史界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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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又是近代我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三十余篇，所考究之问题多是首次提出来的，其中不少创见给宋史研究增添了宝贵的财富。如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一文刊布后，这两位农民军领袖的英雄业绩才为世人所知，史学界始加以注目。又如《刘姅与顺昌之战自序》、《〈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两文，乃近人研究南宋抗金名将刘姅的惟一作品。时先生僻处遵义出城，书缺不间，未克毕其全功，且上述两文刊布于抗日战争期中，流传不广，今已难以觅得。笔者曾与此间博士生王云裳女士继承先生遗志，草成《刘姅事迹编年》[8]、《论刘姅的风范品格及其在军事史上的地位》[9]两文，以期完成先生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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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教授撰写的《新史学九十年》上册，特立专章对张先生史学成就加以详细评介，誉之为“近八十年来罕见的史学奇材”。又说：“就他的最后造诣论，可以说他比绝大多数新汉学家更长于考据，比芸芸浮嚣的史观派更精于哲学思维，也比所有讲求新史学的人更重视艺术描绘。”确为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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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执教清华大学时，曾指导李鼎芳、王栻两位撰写大学毕业论文。李氏的论文题目是《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当时张先生尝读到《水窗春呓》一书，知其为记载清咸丰、同治间史事的重要史料，但未详其撰人，遂嘱李氏考出作者乃欧阳兆熊。此人与曾国藩有故，深知曾氏的为人，先生据此写就《跋水窗春呓（记曾国藩之真相）》一文，对揭示曾氏的真实史料做出了贡献。这是师生合作探索的一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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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栻的论文题目为《严几道》，与鼎芳毕业论文一样，都是师生联名发表的。王氏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取了先生门下的硕士研究生，再受栽培，终于成为我国研究严复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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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王氏迟一年（1936年）的研究生是沈鉴（镜如）。沈氏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杭州大学任教授，尝对笔者谈到：他在清华大学从张先生治清末民初的历史，先生曾付予大批有关这个时期的史料书（是先生在北平收购来，准备写《民国开国史长编》的），供他参考。卢沟桥事变后，他逃离北平，书籍全部丢失了。据他说，新中国建立初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尚不及先生那批书详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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