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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只是从商到战国,前后约一千年间,从出土文物结合文献相印证,所得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材料。我们想从这些零星发现中把握全面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从这部分发现中所作的一些推测,也必然会有许多不尽合符原来情形。但这么由现实出发作的试探和综合联系,无疑为我们工作带来了些新的启发,据个人看来至少可归纳成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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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这部门历史发展,照旧方法引书证书,恐不大容易把问题弄得真正清楚明白,若能试从文物形象出发,似乎可以得到不少新知识。或者为过去书中没说到过,或者可以丰富充实文献中已经说起的而能加以形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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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谈服饰离不开花纹,古代丝绣不易保存,直接材料不够多,但是间接的比较材料却不少。近十年出土的大量铜器、彩绘漆、雕玉、金银错、彩琉璃,以及较后部分空心砖边沿纹样,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凡事孤立不易清楚的,一经综合比较,问题就出来了。由于比较分析,由此我们得知道连续矩纹作为锦纹主题,商代即已起始,春秋战国在继续应用,现存宋明此一式锦纹,实源远流长。丝绣和其他部分工艺图案相互关系,金银错、彩绘漆,和当时刺绣纹样实大体相通,还影响到汉代。战国镜子部分装饰图案,更和同时所谓“绮”纹有密切联系,新的发现已为这一推测不断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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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里提起的多只是一些线索,一个起点,即从文物常识出发,注意到起居服用各方面问题,大多是一般文献上或提起过难于证实,或说来比较笼统,经过后人注疏附会辗转致误的。熟悉史部学的专家通人,如肯用一个新的现实研究态度,综合文物联系文献,来广泛进行新的比证爬梳工作,一定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发现,特别是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知识,许多方面将是崭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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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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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十七期上,有篇王力先生作的《逻辑和语言》文章,分量相当重。我不懂逻辑和语言学,这方面得失少发言权。惟在末尾有一段涉及胡子历史及古人对于胡子的美学观问题,和我们搞文物所有常识不尽符合。特提出些不同意见商讨一下,说得对时,或可供作者重写引例时参考,若说错了,也请王先生不吝指教,得到彼此切磋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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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文章主要计三点,照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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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族男子在古代是留胡子的,并不是谁喜欢胡子才留胡子,而是身为男子必须留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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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乐府《陌上桑》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可见当时每一个担着担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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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胡子长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所以《汉书》称汉高祖“美须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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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说的“古代”界限不明白,不知究竟指夏、商、周……哪一朝代,男子必须留胡子?有没有可靠文献和其他材料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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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只因为乐府诗那两句形容,即以为古代每一个担着担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这种推理是不是能够成立?还是另外尚有可靠证据,才说得那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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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即对于“美须髯”三字的解释,照一般习惯,似乎只能作“长得好一部胡子”的赞美,和汉魏时“美男子”特点联系并不多。是否另外还有文献和别的可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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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以下还说:“到了后代,中年以后才留胡子。”照文气说,后代自然应当是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了,是不是真的这样?还是有文献或实物可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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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意第一点概括提法实无根据,第二点推想更少说服力,第三点对于文字解说也不大妥当。行文不够谨严,则易滋误会,引例不合逻辑,则似是而非,和事实更大有出入,实值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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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人胡子问题,类书讲到不少,本文不拟作较多称引,因为单纯引书并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如今只想试从文物方面来注意,介绍些有关材料,或许可以说明下述四事:一、古代男子并不一定必需留胡子。二、胡子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于社会风气或美学观影响,的确逐渐被重视起来了,大体是什么式样?又有什么不同发展?文献不足证处,我们还可以从别的方面取得些知识。中古某一时期又忽然不重视,也有社会原因。三、美须髯在某些时期多和英武有关,是可以肯定的,可并不一定算美男子。有较长时期且恰恰相反,某些人胡子多身份地位反而比较低下。可是挑担子的却又决不是每人都留胡子。四、晋唐以来胡子式样有了新的变化,不过中年人或老年人,即或是名臣大官,也并不一定留它。这风气直继续到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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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从商代遗留下的一些文物加以分析。故宫有几件雕玉人头,湖南新出土一个铜鼎上有几个人头(图三十九),另外传世还有几件铜刀、铜戈、铜钺上均有人的头形反映,又有几个陶制奴隶俑,在河南安阳被发掘出来,就告诉我们殷商时期关于胡子情况,似乎还无什么一定必需规矩。同是统治者,有下巴光光的,也有嘴边留下大把胡子的。而且还可以用两个材料证明胡子和个人身份地位关系不大,因为安阳出土一个白石雕刻着花衣戴花帽的贵族,和另外一个手带桎梏的陶制奴隶,同样下巴都是光光的。(如果材料时代无可怀疑,我们倒可用作一种假说,这时期人留胡子倒还不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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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十九 商 人面方鼎,湖南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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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形象材料新出土更多了些。较重要的有:一、山西侯马发现那两个人形陶范,就衣着看,显明是有一定身份的男子,还并不见留胡子的痕迹。二、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一个彩绘漆瑟,上面绘有些乐舞、狩猎和贵族人物形象,也不见有胡须模样。三、近二十年湖南长沙大量出土战国楚墓彩绘木俑,男性中不论文武打扮,却多数都留有一点儿胡须,上边作两撇小小“仁丹胡子”式,或者说“威廉”式,尖端微微上翘,下巴有的则留一小撮,有的却没有保留什么。同一形象不下百十种,可知和当时某一地区社会爱好流行风气,必有一定关系,并不是偶然事情(如艺术家用来作屈原塑像参考,就不会犯历史性错误)。但其中也还有好些年纪大但并不留胡子的。另外故宫又还有个传世补充材料足资参考,即根据《列女传》而作的《列女仁智图》卷上有一系列春秋时历史著名人物形象,其中好几位都留着同样仁丹式八字胡须,亦有年逾不惑并不留胡子的。这画卷传为东晋顾恺之稿。若从胡子式样联系衣冠制度分析,原稿或可早到西汉,即根据当时的四堵屏风画稿本而来(也许还更早些,因为胡子式样不尽同汉代)。另外又还有一个河南洛阳新出两汉壁画,绘的也是春秋故事,作二桃杀三士场面,这应当算是目下出土最古的壁画。由此得知当时表现历史人物形象的一点规律,如绘古代武士田开疆、古冶子时,多作须髯怒张形象,用以表示英武。武梁祠石刻也沿此例。此外反映到东汉末绍兴神像镜上的英雄伍子胥,和山东沂南汉墓石刻上的勇士孟贲,以及较后人作的《七十二贤图》中的子路,情形大都相同。如作其他文臣名士,则一般只留两撇小胡子,或分张,或下垂,总之是有保留有选择的留那么一点儿。其余不问是反映到长沙车马人物漆奁上,还是辽宁辽阳营城子汉墓壁画上,和朝鲜出土那个彩绘漆竹筐边缘孝子传故事上,都相差不太远。同时也依旧有丝毫不留的。即此可知,关于古代由商到汉,胡子去留实大有伸缩余地,有些自觉自愿意味,并不受法律或一定社会习惯限制。实在看不出王先生所说男子必须留胡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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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汉魏之际时代风气,则有更丰富的石刻、壁画、漆画、泥塑及小铜铸像可供参考。很具体反映出许多劳动人民形象,如打猎、捕鱼、耕地、熬盐、舂碓、取水、奏乐以及好些在厨房执行切鱼烧肉的大司务,极少见有留胡子的。除非挑担子的是另一种特定人物,很难说当时每个挑担子的却人人必留胡子!那时的确也有些留胡子的,例如:守门的卫士、侍仆以及荷戈前驱的伍伯,即多的是一大把胡子,而统治者上中层本人,倒少有这种现象。即有也较多作乐府诗另外两句有名叙述“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不多不少那么一撮儿样子。可证王先生的第三点也不能成立,因为根据这些材料,即从常识判断,也可知当时封建统治者绝不会自己甘居中下游,反而让他的看门人和马前卒上风独占作美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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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有个社会风气形成的相反趋势继续发展颇值得注意,即魏晋以来有一段长长时期,胡子殊不受重视。原因多端,详细分析引申不是本文目的。大致可说的是它和年青皇族贵戚及宦官得宠专权必有一定关系。文献中如《后汉书·宦者传》,《汉书·佞幸传》、《外戚传》和干宝《晋纪总论》,《晋书·五行志》,《抱朴子》,《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勉学篇》,以及乐府诗歌,都为我们记载下好些重要可靠说明材料。到这时期美须髯不仅不能成为上层社会美的对象,而且相反已经成为歌舞喜剧中的笑料了。《文康舞》的主要角色,就是一个醉意朦胧大胡子。此外还有个弄狮子的醉拂菻,并且还是个大胡子洋人!我们能说这是美男子特征吗?不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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