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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工艺的堕落,和其他工艺堕落,大约相同,当在封建政治解体,世家子、地主、土豪、群雄竞起争天下的三国时代。汉代蜀锦本名闻国内外,有关当时西蜀经济收入,是国家财政一环。《左慈传》曾称,曹操派人入蜀市锦,因慈钓于堂前铜盘中一举得鲈鱼,拟入蜀购紫芽姜,并托多购锦二匹。曹丕文中却以为蜀锦虚有其名。诸葛亮教令,提及普通刀斧军器不中用,一砍即坏,由“作部”定造,毛病方较少。大约战争连年,蜀之工艺均已堕落,中原佳好漆器更难得,所以曹操当时启奏中,常常提及献纳漆器事情,郑重其事地把一两件皮制漆枕或画案,呈献汉末二帝。谢承《后汉书》称郭泰(林宗)拔申屠子陵(蟠)于漆工之中,欣赏的可能只是这个人的才能器识,未必是他的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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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晋代后,加工漆器似乎已成特别奢侈品,也成为禁品。有两份文件涉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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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令曰:“欲作漆器卖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当淳漆著布骨,器成,以朱题年月姓名。”可知已恢复了汉代旧规矩,做漆器要负责任,乱来不得。又《晋阳秋》说:“武帝时,御府令(又作魏府丞)萧谭承、徐循仪疏:‘作漆画银槃(一作漆画银带粉碗)’,诏杀之。”不得许可作来竟至死罪。《东宫旧事》载漆器数十种,就中有“漆酒台二,金涂镮甸”,可知汉银扣器制式尚留存。又《续齐谐记》称“王敬伯夜见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绿沉漆榼”,可知彩漆不止朱墨(绿沉另有解)。《世说》称“王大将军(敦)如厕,既还,婢擎金漆盘盛水,玻璃碗盛澡豆”,可知当时金漆实相当贵重。弘君举食檄有“罗甸碗子”,可知漆嵌螺甸还本汉制。《东宫旧事》又载有“漆貊炙大函一具”。《释名》称“貊炙,全体炙之,各自刀割,出于胡貊之所为也”。可知当时仿胡食烧烤时髦餐具,也有用漆造的。《邺中记》则记石虎有漆器精品:“石虎正会,上御食,游槃两重,皆金银参带,百二十盏,雕饰并同。其参带之间,茱萸画微如破发,近看乃得见。游槃则圆转也。”正和韩非《外储说左上》所称战国时人为周王画策记载相合。若将古代碾玉冶金技术进步比证,这种精美漆画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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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工艺入晋代日益地衰落,或和社会嗜好有关。晋人尚语文简净,影响到各方面,漆器由彩饰华美转而作质素单色,亦十分自然。世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图六十三),一修仪理发人面前漆奁,边缘装饰尚保留汉代规式,已不着花纹。《东宫旧事》所提若干种漆器,都不涉及花样。又南方青瓷和白瓯,当时已日有进步,生产上或比较便宜,性质上且具新意味,上层社会用瓷代漆,事极可能。王恺、石崇争奢斗富,酒宴上用具,金玉外玻璃琉璃,尝见记载,惟当时较摩登的,或反而是山阴缥青瓷和南海白瓯。尤其是从当时人赠送礼物上,可见出白瓯名贵。从史传上,一回著名宴会,可以推测得出所用酒器大致还是漆器,他物不易代替,即晋永和九年三月,王羲之邀集友好,于山阴会稽兰亭赋诗那次大集会。仿照周公营洛邑既成羽觞随波应节令故事,水边临流用的酒器,大有可能还是和汉墓中发现的漆耳杯相差不多。这种酒器就目前发现已知道有铜、瓷、瓦、玉、铅、漆,各种多由于仿蚌杯而来。惟漆制的特别精美,纹样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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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十三 晋 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大英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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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六朝应用漆器名目虽多,已不易从实物得一印象。只从记载上知道佛像已能用夹纻法制造,约在第四世纪时,当时最知名的雕刻家戴逵,即在招隐寺手造五夹纻像。随后第六世纪,从梁简文帝文章中,又可见曾令人造过丈八夹纻金薄像。这种造像法,唐代犹保存,直延长到元朝大雕塑家刘元,还会仿造。当时名叫“传换脱活”,即传泥做成佛像坯子,用粗麻布和油灰粘上,外面用漆漆过若十次后,再把泥沙掏空即成。后来俗名又叫“干漆作法”,在佛像美术中称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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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殉葬器物,则因汉末掘墓和薄葬思想相互有关,一般墓葬,已不会有汉乐浪王盱王光墓中大量漆器出现,在南方绍兴古坟已多的是青质陶瓷,在北方,最近发现的景县封氏墓,也还是瓷器一堆。所以说陶瓷代替了战国时铜器、汉时漆器,成为殉葬主要物品不为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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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唐朝,漆器又有了种新发展,即在漆器上镶嵌象生金银珠贝花饰,名“平脱”。方法旧,作风新。这从日本正仓院和其他方面收藏的唐代乐器、镜奁、盒子等等器物可以知道。唐代艺术上的精巧、温雅、秀丽、调和,都反映到漆工艺中,得到了个高度发展。惟生产这些精美艺术品的工师姓名,在历史上还是埋没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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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宋代,方又一变而为剔红、堆朱、攒犀,等等。惟当时上层社会极奢侈,国家财富多聚蓄于上层社会,日用器物多金银,所以代表上层统治者宴客取乐的开封樊楼(丰乐楼),普通银器竟过万件,足供千人使用。不曾提漆器。加之当时开封、定州、汝州,瓷器制作,由国家提倡,社会爱好,官窑器已进入历史上的全盛时代,精美结实都稀有少见,比较上从工艺美术言来,漆器虽因加工生产过程繁琐,依然为上层社会重视,就一般社会说来,似乎已大不如当时官窑青瓷和白定瓷有普遍重要意义了。所以到北宋末年,徽宗知玩艺术而不知处理政治,为修寿山艮岳,一座独夫个人享受的大园子,浪费无数人力物力,花石纲弄得个天怒人怨,金人乘隙而入,兵逼汴京,迫作城下之盟,需索劳军物品时,公库皇室所有金银缴光后,还从人民敛聚金银器物,一再补充。《大金吊伐录》一书,曾有许多往来文件记载。当时除金玉珠宝书籍外,锦缎、茶叶、生姜都用得着。惟瓷漆器和字画不在数内。宋朝政府有个答复文件,且说到一切东西都已敛尽缴光,朝廷宴饮只剩漆器,民间用器只余陶瓷。一可见出当时漆器多集中于政府,二可明白到南宋,北方漆瓷工艺必然衰落。到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国时,两种工艺必更衰落无疑。从史志记载,得知北宋漆工艺生产在定州,南宋则移至嘉兴及杭州。《武林旧事》称临安各行业时,即有金漆行一业。元代虽有塑像国手刘元,还能做脱活漆像,本人且活到七十多岁,据虞集作的刘正奉塑像记,当时却被禁止随便为人造作。漆的应用到宋代,已有过一千五百年历史,试就历代艺文志推究,或可在子部中的小说与农家中早有过记载,惟直到宋代,才有朱遵度作一部《漆经》,书到后来依然散佚不存。仅从现存宋代剔红堆朱器物,还可看出这一代器物特点和优点。元明二代漆艺高手集中嘉兴西塘杨汇地方,多世擅其业。个人且渐知名,如张成、杨茂、杨埙,或善剔红,或善戗金,知名一时。仅存器物亦多精坚华美,在设计上见新意,自成一格。杨埙因从倭漆取法,遂有“杨倭漆”之名,明清以来退光描金作小花朵器物,霏金飘霞做法,似即从杨传入而加以变化。张成有儿子张德刚,于明成祖时供奉果园厂,做剔红官器,另外有个包亮还能与之争功。明代漆器的发展水准,因之多用果园厂器物代表。个人著名的应当数黄大成,平沙人,世人因此叫他做“黄平沙”。作品足比果园厂官器。且著有《髹饰录》二卷,为中国现存仅有关于漆工艺生产制造过程专书。明末扬州有个周某,发明杂宝玉石象牙镶嵌,影响到清乾隆一代,产生应用器物插屏、立屏、挂幅作风。清初有卢葵生,工制果盒、沙砚,精坚朴厚,足称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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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展大略作个总结,可知一部有计划的漆工艺史,实待海内学者通人来完成。这种书的编制,必注意两点方有意义:一是它的生产应用,实贯串中国文化史全时期,并接触每一时代若干重要部门问题,由磨石头的彩陶时代起始,到现代原子能应用为止,直接影响如绘画雕刻,间接影响如社会经济。我们实需要那么一本有充分教育价值和启示性的著述,作一般读物和中级以上教育用书。可是到目下为止,它的产生似乎还极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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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从史学研究传统习惯上说来,历史变与常的重点,还停滞在军事政治制度原则的变更上,美术史中心,也尚未脱离文人书画发展与影响。换言之,即依然是以书证书,从不以物证书。漆之为物,在文化史或工艺美术史方面的重要贡献,一般学人即缺少较深刻认识,求作有计划有步骤研究,当然无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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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谈辇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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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夏本纪》称“禹行四载”,四种交通工具中有“山行乘”,注解恐难得详尽。特别是这种古代交通工具本形及其以后发展,用以书注书方法,不免顾此失彼,读者既得不到原来形象具体知识,更难得到在历史发展中,这一奴隶社会残余转入封建社会制以后种种知识。试从形象出发,结合史志记载,相互印证,看是不是可得到些新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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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中常见“辇”字,反映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虐待奴隶现实,用人当牲口使用四人拉车的情形。殷商发掘是否有遗物出土,不得而知。《史记》提“山行乘”,集注会注必有解释,不是本人所能深究。惟就“山行”二字而言,可以推测得知,必是“抬举”而不是“推挽”。(古有舆人之诵,得知周代还在使用,但是否即“”,个人为无知。)汉石刻千百种,似无形象可征。四十五六年前,记得曾展出个五代周文矩《大禹治水图》,有不少人夫开山运石,是不是同时也有的形象,已难记忆。至于清代那个一丈多高大青玉雕的《大禹治水图》,时间差距过远,不可望发现有用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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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年,云南昆明附近石砦山发现的大量青铜器群,在一个铜鼓边缘装饰图像中,却有个西南夷酋长出行图,给了我们不少新启发。这个酋长是稳稳当当半躺式坐在个四人肩扛的家伙里的。人人耳着大环,头缠长巾,前后亲信随从,均腰围虎皮,表现得十分明确具体。不仅证实了二千多年前古代“”的式样和坐法,还同时证明了此后千余年唐人樊绰著《蛮书》里提起的南诏酋长随身亲信官必身披“波罗皮”的事实。因为《蛮书》就说“波罗即老虎”。这个图像的出现,即可证明“山行乘”的制度,还可说明《蛮书》所称南诏土官必腰围虎皮,西汉以来就是这样,延长千年还未大变。(并且因此明白明以来犀毗漆中“斑犀”又称波罗漆的由来,技术实传自云南,首先或多用鞍鞯,和赵璘《因话录》记载,说犀毗出于南诏鞍鞯叙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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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石刻多成于东汉,且集中于山东或徐州一带地区,交通发达,没有“”的应用形象,事极自然。但为时稍后,就有发现,反映在《女史箴图》卷中。文章出于西晋著名文人陆机(即《文赋》作者),文章辞约而意深,不愧为好文章,画则历来以为成于东晋顾恺之手笔。就画言画,产生有可能还较早一些些,因为内中“人莫不知修容”一段中,有个梳头宫女,发髻后曳一长髾,完全是汉代制度,和近年出土壁画多相同,而地面席前搁置一漆奁,汉末似名叫“银参带严具”,见于曹操《上杂物疏》,在严可均辑《三国文》中,当时即作为贵重事物,所以缴还政府的。东晋则受法令禁止,已不使用。所以原作可能还早几十年。出于陆机同时的画家之手。这个卷子或是重摹,时代又较晚于顾好几个世纪,疑出自隋人。因为:一、题字和隋代字体极相近。末题顾姓名,当时似还无这个习惯。二、奁具上柿蒂画得不大对,显明已不懂制度。这当另作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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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还是这个画卷里有个八人抬的似床非床,似榻非榻(图六十四),上加纱罩帐子的一个坐具,内坐一人似乎还在从容读书的样子,晋代名称应叫“八杠舆”或“平肩舆”。又还另有个砖刻形象,除上作罩棚,不是纱帐,其他大同小异。记得《晋书》或《南史》曾提作“平肩舆”,而侍从鼓吹必着“荷叶帽”,这个砖刻上即前有鼓吹,后有仆从,果然帽子多像个倒覆荷叶,可知流行时代,宜在公元二三世纪间。如不文图互证,认识是难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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