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40090
1707040091
[66]郭沫若：《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收入《文史论集》。
1707040092
1707040093
[67]详附录《释“臣”和“鬲”》。
1707040094
1707040095
1707040096
[68]见《敔簋》、《师寰簋》、《虢季子白盘》、《不 簋》、《兮甲盘》及《大雅·文王》篇等。《小雅·出车》篇和《小雅·采芑》篇都说：“执讯获丑”，《大雅·常武》篇说：“仍执丑虏”，“丑”也是俘虏和奴隶的名称。
1707040097
1707040098
1707040099
1707040100
1707040101
1707040102
[69]见《不 簋》、《令簋》、《耳尊》、《令尊》、《 簋》等。“者 臣二百家”见《麦尊》，以《叔夷钟》所说“厘（莱）仆三百又五十家”比较，可知“者 ”是夷族名称。
1707040103
1707040104
[70]关于寽的重量有两说，一说“百寽重三斤”，每寽重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见《说文》和《周礼·职金》疏引古尚书说。一说“二十两为三寽”，每寽重六两大半两，见《说文》和《周礼·职金》疏引夏侯阳说。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认为：十一铢有奇为一寽，“其数奇零，非立名之法，疑当为十二铢”。“两之为两锊，即半两十二铢也。盖百锊凡三斤二两，一锊重十二铢，或举其成数三斤，故百分之而成十一铢有奇耳”。这个推断很有见解。作为货币重量单位的“寽”，确应重半两。战国时魏的布币即以寽为重量单位，而秦的圆钱作半两，半两即是一寽。《淮南子·天文》篇说：“十二铢而当半两，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铢为一两”。可知古代的衡（天平）确以十二铢为单位，亦即以寽为单位，“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两寽为一两。由于秦以两、铢为单位，废除了两、铢之间的寽，改称寽为半两，后人就再不清楚寽的重量了。战国时魏国有四种布币，都以寽为重量单位，其中“梁正尚金尚（当）寽”一种，比较重，可能铸造较早，最重的在16、17克左右。参见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第四章《布钱下》。
1707040105
1707040106
[71]《文物》1959年第5期，云南省博物馆：《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隶社会的文物》。
1707040107
1707040108
[72]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662—663页。
1707040109
1707040110
[73]例如《它簋》（或称《沈子簋》），说他用“贮积”来制作这铜器。
1707040111
1707040112
[74]《晏子春秋》卷三说：“山林陂泽，不专其利。”
1707040113
1707040114
[75]《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语。
1707040115
1707040116
[76]《左传·宣公十二年》。
1707040117
1707040118
[77]《鲁颂·閟宫》篇记述分封鲁国情况也说：“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1707040119
1707040120
[78]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25页。
1707040121
1707040122
[79]参看拙作《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今收入本集。
1707040123
1707040124
[80]详《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8、9期合刊，胡庆钧：《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在我国兄弟民族的奴隶社会中，劳动、生产者所保留原始的社会残余形态是不一致的。据樊绰《蛮书》记载，唐代云南由乌蛮“蒙舍诏”部落征服“白蛮”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南诏”，被奴役的农业生产者也都有家。当时“南诏”统治者派“蛮官”普遍监督生产，“收刈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战国、西汉间彝族奴隶社会的文物中，有一件贮贝器上阴刻有“领口粮图”，图上刻着每人领一小包口粮，正离开仓库成队出去。可能他们还保留着家长制大家庭公社的残余形式，生产全是共同进行的，还没有份地的分配制度，被分配的只有口粮。
1707040125
1707040126
[81]见《国语·鲁语下》。
1707040127
1707040128
[82]《国语·周语上》。
1707040129
1707040130
[83]《国语·周语上》。
1707040131
1707040132
[84]见《毛公鼎》。详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35，138页。
1707040133
1707040134
[8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310页。
1707040135
1707040136
[86]《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1707040137
1707040138
[87]前引书30页。
1707040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