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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乡”和“六遂”居民的社会组织也有不同。《周礼·大司徒》载六乡的乡党组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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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五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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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遂人》载六遂的邻里组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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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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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乡”的乡党组织，分为比、闾、族、党、州、乡六级来看，可知“六乡”居民还多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保持有氏族组织的残余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仍以血统关系作为维系的纽带。从“六遂”的邻里组织，分为邻、里、酂、鄙、县、遂六级来看，可知“六遂”居民已完全以地域关系、邻居关系代替了血统关系[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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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六乡”组织还多保持血统关系，而“六遂”组织已多是地域关系呢？因为“六乡”居民都是“国人”，具有国家公民的性质，属于当时统治阶级，依旧沿用传统习惯，用血统关系作为团结的手段。而“六遂”居民是“甿”或“野人”，是劳动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他们的社会组织，只是劳动编组的性质，为了便于贵族和官吏的监督和鞭策而已。据《周礼》所载，所有统治“六遂”的各级官吏，都有监督耕作之责，如遂人“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遂师“巡其稼穑，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时事”；遂大夫“正岁，简稼器，修稼政”；县正“趋其稼事而赏罚之”；酂长“趋其耕耨，稽其女功”；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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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遂”居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所以有一套分配耕地的制度。《周礼·遂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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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亩），莱五十畮；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莱百畮；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二百畮；余夫亦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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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六遂”居民所以要如此平均分配耕地，无非是为了确保对贵族提供负担，和均分对贵族的负担。“六乡”虽然也有平均分配耕地的制度，却是为了保持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维持他们提供兵役和劳役的能力。《周礼·小司徒》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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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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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大司马》也有类似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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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参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参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郑注引郑司农云：“上地谓肥美田也。食者参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顷，岁种二顷，休其一顷。下地食者参之一，田薄恶者所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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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食者参之二”，即是《遂人》所说“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莱五十亩”。这里所说“中地”“下地”也和《遂人》所说相同。可知“六乡”居民和“六遂”同样有平均分配“份地”制度，但是“六乡”居民主要的负担是兵役和力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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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乡”和“遂”的居民，阶级地位不同，负担也大有不同。《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这该是根据旧有的制度来说的。六乡居民主要提供的是军赋，而“六遂”居民主要负担的是农业生产上的无偿劳动，即所谓“助”，亦作“耡”，又称为“耤”或“籍”。《周礼·里宰》载：“以岁时合耦于耡。”“合耦”是指相互合作，实行“耦耕”；“耡”当即指井田制中的“公田”，即一里二十五家共同耕作的田。这种“合耦”于公田的办法被称为“助”，即孟子所谓“唯助为有公田”；因为这种“公田”是实行“助”法的田，就称为“耡”，犹如实行“籍”法的田，称为“籍田”或“籍”[105]。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就是按农业时令的需要，督促里中居民在“公田”上集体耕作。在“公田”上集体耕作所有的收获，实际上已是贵族和官吏的剥削收入，名义上还是用于救济的。所以《周礼·旅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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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闲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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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耡粟”即是“合耦于耡”而收获的粟，在春荒时借出，秋收时收回，名义上“施其惠，散其利”，也就是《周礼·遂人》所说：“以兴耡利甿”[106]。实际上，“六遂”居民在“公田”上的被监督的集体耕作，是一种无偿劳动，是一种严重的剥削，“公田”上的收获已完全为贵族和官吏所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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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遂人》说：“以下剂致甿”，郑注：“民虽受上田、中田、下田，及会之，以下剂为率，谓可任者家二人。”好像在征发力役方面，“六遂”要减于“六乡”，凡是家七人受上田的，家六人受中田的，一律按照家五人受下田的役法征调，即每家抽二人。其实，对贫苦人民来说，每家要抽二人去服役，已是很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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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遂”居民不仅要在“公田”上从事无偿劳动，即所谓“助”；所耕“份地”（即上田、中田、下田），也还要出贡赋。《周礼·司稼》说：“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司稼根据在“野”所巡视的结果，按照年成上下所定的“出敛法”，其征敛的对象显然是在“野”的居民。“六遂”居民除了提供力役（即“野役”）之外，还要提供贵族祭祀所需的牺牲，提供在野的一切物产，包括鸟兽、草木、玉石之类，有所谓“野牲”、“野职”、“野赋”。可知“六遂”居民所受的剥削，是极其繁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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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乡”居民对国家最主要的负担是军赋、兵役和力役。《周礼》上军队的组织编制，完全是和“六乡”居民的乡党组织结合起来的。《周礼·小司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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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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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规定，在“六乡”居民中，“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五家为比”，每家抽一人入伍，就成为“五人为伍”。依此类推，“五比为闾”，就成“五伍为两”；“四闾为族”，就成“四两为卒”；“五族为党”，就成“五卒为旅”；“五党为州”，就成“五旅为师”；“五州为乡”，就成“五师为军”。这样，“六乡”居民就可编制成“六军”，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不仅用于战争，还用于田猎和力役，用于追捕“寇贼”；同时对“六乡”军赋的征收，也在这个组织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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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乡”居民是编制成“六军”的基础，是贵族政权的有力支持者。“六遂”居民则不同，他们没有经常的军队编制，没有被编入正式的军队[107]，他们被征发去参加“师田行役”，只是随从服劳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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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六乡”居民是贵族政权的有力支柱，国家有重大事故，就要被召集去从事保卫工作。《周礼·大司徒》说：“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令者不行于天下。”“万民”，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专指六乡之正卒”，对的；把他们召集到宫门来，就是担任保卫的。《周礼·小司徒》说：“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国之大事是指军事和祭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致民”也是指召集六乡的正卒。“大故”，郑注：“谓灾寇也”，“致余子”是指召集六乡的余子羡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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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重大事故时，不仅要召集六乡正卒去保卫，还常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周礼·乡大夫》载：“国大询于众庶，则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郑注：“大询，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郑玄这个注解是根据《周礼·小司寇》的。《小司寇》说：“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询国危”是说国家遇到重大危难时征询意见，“询国迁”是说国家需要迁都时征询意见，“询立君”是说国君继立发生问题时征询意见。这三个方面，确是古代政权机构中最重要的大事。从这点，也可见“六乡”居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至于“六遂”居民，就不能享受这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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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乡”居民还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周礼·大司徒》说：“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六艺”是“六乡”居民主要的教育课程，在“六艺”之中尤以“礼”和“射”为重要。《周礼·乡师》说：“正岁，稽其乡器，比共吉凶二服，闾共祭器，族共丧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吉凶礼乐之器。”《周礼·党正》说：“凡其党之祭祀、丧纪、昏冠、饮酒，教其礼事，掌其戒禁。”可知“六乡”居民对于昏、冠、丧、祭、乡饮酒等礼，都很重视。在这些礼之中，尤以乡饮酒礼和乡射礼为重要。《周礼·党正》载：“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所谓“饮酒于序”即指乡饮酒礼。《周礼·州长》又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射于州序”即指乡射礼。乡饮酒礼和乡射礼，都是以“乡”为名，“乡饮酒礼”或者单称为“乡”，很明显是“六乡”居民所行的礼。乡饮酒礼不仅是尊敬长老和加强团结的酒会，而且具有商定大事的议会性质，是一乡的咨询机关。乡射礼不仅具有军事教练的性质，而且具有选拔人才的目的。详见拙作《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和《射礼新探》。所有这些礼的举行，都是和他们的政治权利和兵役义务密切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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