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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簋》“先虎臣后庸”的“庸”，当是奴仆，即是指西门夷以下许多夷族部落[121]。这时这些夷族部落已都降而为“庸”，亦归“师氏”所掌管。为什么“师氏”在掌管“邑人”、“奠人”之外，还要掌管这些集体奴隶性质的夷族部落呢？因为，除了可以奴役之外，还可以用来充当警卫队。警卫队原来也是属“师氏”指挥的。《周礼·师氏》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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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属率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注：“跸，止行人不得迫王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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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司隶》也说：“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和野舍之厉禁。”这种“四夷之隶”或“四翟之隶”，就是《询簋》所说包括各种夷族部落降服人的“庸”，他们“守王宫和野舍之厉禁”，监督行人，就是警卫队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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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雅典，统治用的军队也是由自由公民编制而成的。自由公民的地域组织也是和军事组织密切结合的。当时雅典公民居住的自治区叫“得莫”，十个“得莫”构成一个部落，这种“地域部落”不只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我国西周春秋时代王城和诸侯国都中“乡”的组织，性质上是和雅典的“地域部落”相同的。雅典除了由“地域部落”公民编制成的军队以外，也有由奴隶编制的警察部队。恩格斯分析雅典国家的主要特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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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底主要特征，便是脱离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仅握有由人民直接补充的人民军与舰队，此种军队和舰队用以外抗敌人，内制奴隶，奴隶在当时已占人口底大多数了。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不过当作警察而已，警察，像国家一样，也是很古的了，……，所以，雅典人跟他们的国家同时，并创办了警察，由步行与骑马的携带弓矢之人……组成的真正宪兵队。不过，这种宪兵队是由奴隶奴隶编成的。这种警察的服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卑贱的。所以，他们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不愿干此种贱事。这仍是旧的氏族生活底思想方式。国家如无警察就不能存在，不过它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德的权威，足以使人对于旧氏族社会成员必然要视为卑贱的职务，加以尊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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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国家的主要特征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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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的“六 ”和“八 ”，既是国家的军事组织，又是自由公民的地域组织。统率这些军队的长官“师氏”，既是高级的军事长官，又具有地方行政长官的性质，其直属的主要官员就有乡邑的长官“邑人”。《周礼》上的“六乡”和“六军”制度，也是地域组织和军事组织密切结合的，但是，乡邑的长官已和“师氏”不发生关系，“师氏”已不是“六军”的长官，“师氏”的职务仅是警卫队长，仅能指挥警卫部队，随时担任天子的侍从和贵族子弟的教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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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六 ”和“八 ”，是一种军队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我们从他们设有“冢司土”等官职也可看出。前引《 壶》记述：国王命令 继承祖父和父亲的职司，“作冢 土于成周八 ”。“司土”原来主要是掌管土地的官，因兼管征发徒役的事，后来也称“司徒”[122]。“成周八 ”既然设有“冢司土”之官，必然“八 ”驻屯地有关涉土地和徒役的事需要管理。《周礼》有大司徒和小司徒之职，大司徒主要掌管整个邦的土地和居民，小司徒则主要掌管“六乡”的土地和居民，主要工作在于分配耕地和调发民力，所谓“乃均土地以稽其人而周知其数”，“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郑玄注说：“司徒掌六乡”，如同“遂人掌六遂”一样，基本上是对的。我们认为，“成周八 ”的设有“冢司土”，其职掌也当如此，因为“成周八 ”同样是军队编制和乡邑编制相结合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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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盠尊》说：“ 六 八 ”。于省吾同志认为：“ ”是“蓺”的初文，像双手植草木于土中，本义为种植草木而加以扶持，典籍中“艺”训种植者习见，这是说王令盠掌管六 及八 的谷类种艺之事，“司蓺”当为“冢司土”的属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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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宫柳鼎》称：“王乎册尹册命柳， 六 牧阳、大△， 羲、夷、阳佃史。”于省吾同志认为：史与事古字通用，佃史即佃事。这是说，命柳掌管“六 ”放牧于阳、大△等地，和羲、夷、阳等地农佃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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