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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七 家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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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春秋间的贵族中，各国的卿大夫是个比较重要的阶层。他们世袭着卿大夫的等级地位，世袭着封土和采邑，世代担任各种重要官职，操纵着国家的兵权和政权。他们在封土内，立有宗庙，筑有城邑，设有军队。他们有以宗族组织为基础的统治机构，称为“宗”、“家”、“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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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子被称为“主”或“宗”，是一“家”之主，手下有宗亲和家臣帮助进行统治，形成一套家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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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卿大夫的“家臣”中也有等级，地位高的称“家大夫”（《礼记·檀弓下》），如公叔文子之臣有大夫僎（《论语·宪问》）。有些权力大的“家臣”，也有宗族和封土或封邑，又有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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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宗子掌管宗族内部事务的“家臣”，主要有“室老”和“宗老”。室老也单称老，宗老也称宗人或宗。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载：“郑公孙黑肱有疾，归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室老负责照顾宗子的生活，掌管宾客所送的贽币[134]。宗老掌管各种礼仪，如夫人、宗子继立的礼仪、婚礼、祭礼及祈祷等[135]。此外，还有卜、祝、史之类，掌管占卜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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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卿大夫统治人民的家臣有“宰”。宰有家宰和邑宰二种，家宰掌管全家的政务，邑宰则掌管某个邑的政务，包括财政和军政[136]。“宰”之下，分设有各种职司的家臣。《论语·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时仲弓做季孙氏的家宰，向孔子请教如何掌管政务，孔子首先主张挑选贤才来充当所属“有司”，因为“有司”直接统治着人民。宰所属“有司”，可考的有以下几个：（一）司徒掌管土地和征发徒众之官。《礼记·檀弓上》记载：“孟献子之丧，司徒敬子使旅归四方布”（此从足利本）。注：“司徒使下士归四方之赙布。”这个司徒当为孟献子的家臣。（二）司马或马正，掌管军赋和统率徒众作战。例如，当鲁昭公讨伐季孙氏时，“叔孙氏之司马騣戾言于其众，……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驱逐公徒，使得鲁昭公失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可知司马是个小军官。这个官，不仅在卿大夫的“家”中设置，邑中也有设置，叫做马正。例如《左传·定公十年》有郈马正侯犯，即是叔孙氏所属郈邑的马正。马正也是小军官，所以侯犯有叔孙氏之甲，能够“以郈叛”。（三）工师，《左传·定公十年》有郈工师驷赤，当为郈邑掌工匠和制造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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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专为卿大夫生活上服务的家臣：（一）司宫，掌宫室中杂务之官。（二）饔人，掌饮食之官[137]。（三）车或差车，主车之官。（四）御驺，掌马兼掌御之官[138]。（五）工，即乐工[139]。（六）阍人、寺人、竖等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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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卿大夫家人中有圉人之官。过去注释家以为即是《周礼·夏官》的圉师、圉人，为养马之官。圉人本来确是养马官，所以《礼记·檀弓上》说，“圉人浴马。”其所属奴隶叫圉，也专门养马，《左传·昭公七年》所谓“马有圉，牛有牧”。但是实际上，这时的圉人已成为卿大夫家的奴隶总管，圉已成为下等奴隶的通称。《左传·僖公十七年》说：“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可知圉已成为男奴的通称，如同女奴通称为妾一样。《左传·定公八年》载：“孟氏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以为公期筑室于门外。”孟氏所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当即从圉人所属奴隶中选出壮者三百人，可知当时圉人所属的奴隶数量不少。如果专门用来养马，恐怕用不到这么多的人，而且也不可能一下子抽出来“筑室”。《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陈氏鲍氏之圉氏为优”，亦当为奴隶表演笑剧以供贵族娱乐[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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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可知卿大夫的家臣，有帮助掌管族内事务的，有为卿大夫生活上服务的，有掌管全“家”和各个邑的政务而统治人民的，也有监督管理奴隶的。其整个家臣组织，已是奴隶主贵族用来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工具。其目的在于保卫本宗族的既得利益，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统治，以供贵族奢侈的享受。这种家臣组织，实际上就是奴隶主国家的基层政权，完全是依靠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所以不仅卿大夫的“家”设有司马这个武官，各个邑也都设立有马正这个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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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家臣是由宗主任免的，但是君臣关系的确立，也还有一套制度。君臣关系的确立，自上而下，必须经过“策命”礼，由主上授给命书，表示授予官职、任务和权利；同时由下而上，必须经过“委质”礼，由臣下委贽而退，表示对主上的臣服、忠心和义务的承担。所谓“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国语·晋语九》）。详见拙作《贽见礼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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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礼，家臣必须效忠于主上，不得有二心。如果有二心，主上可以处罚。当时有不少家臣，确实很讲究效忠于主上的道义。例如晋国在栾盈出奔之后，下令不许栾氏的家臣跟从，跟从的要处死，而栾氏的家臣辛俞还是跑了，后来捉回来审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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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之，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无大援于晋国，世隶于栾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执政曰：不从君者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国语·晋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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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俞这样的说法，确是当时贵族中流行的一种传统思想。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是强烈地怀有这种思想的人，当子路做卫大夫孔悝的邑宰的时候，太子蒯瞆强逼孔悝驱逐卫出公，发生内乱，子路闻讯，一定要去救难，并且说：“食焉不避其难”，“利其禄必救其患”，结果战斗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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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臣必须效忠于“家”，就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例如季孙氏的费邑宰南蒯，谋帮助公室驱逐季孙氏失败，出奔到齐。当南蒯将反对季孙氏时，乡人有知道的，就讽刺说：“家臣而君国，有人矣哉！”（《左传·昭公十二年》）后来在齐国侍奉齐景公饮酒，景公骂他是叛夫，南蒯说：“臣欲张公室也。”齐大夫子韩皙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左传·昭公十四年》）。当鲁昭公讨伐季孙氏时，叔孙氏之司马騣戾言于其众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国。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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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家臣制度下，各个宗族的统治机构，首先保护的，是其本“家”的利益及其特权，要不断加强对所属人民的奴役和压迫。而各个宗族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又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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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八 宗法制度下贵族的各种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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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宗法制度确是由父系家长制变质和扩大而成。氏族制末期的祖先崇拜，此时扩展为宗庙制度；氏族的公共墓地，此时变为族墓制度；氏族成员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此时发展为姓氏、名字制度；氏族的族外婚制，此时变为同姓不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氏族的相互继承权，此时变为嫡长子继承制；氏族长掌管本族公共事务的制度，此时变为族长（宗主）主管制；氏族所设管账等人员，此时变为家臣制度，实质上成为奴隶主贵族的基层政权组织。至于氏族“彼此予以帮助、保护及支援的相互义务”，此时变为宗族内部以及大小宗族之间相互帮助、保护及支援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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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宗子有保护和帮助宗族成员的责任，而宗族成员有支持和听命于宗子的义务。大宗有维护小宗的责任[141]，而小宗有支持和听命于大宗的义务[142]。惟其如此，大宗和宗子对宗族组织起着支柱的作用，所以《诗·大雅·板》说：“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而小宗对大宗起着辅助的作用，所以《左传·襄公十四年》说：“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以相辅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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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间贵族，很讲究同姓、同宗、同族之间的关系。举行宗教仪式时要讲究这些，例如“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左传·襄公十二年》）。政治活动也要讲究这些，例如“周之宗盟，异族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在统治人才的选用也要区别内姓和外姓，所谓“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左传·宣公十二年》）。还必须以“亲亲”、“贵贵”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做到“亲不在外，羁不在内”（《左传·昭公十一年》）。如果“弃亲用羁”，是要为宗族成员所反对的。例如周的卿士单献公因“弃亲用羁”，被公族所杀（《左传·昭公七年》）。周的卿士巩简公因为“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被群公子所杀（《左传·定公元年》、《左传·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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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是以周天子为首的姬姓贵族为主，联合其他异姓贵族的专政。周天子分封同姓诸侯之外，又封异姓诸侯，诸侯也分封同姓和异姓卿大夫。由于实行同姓不婚制和贵族的等级内婚制，异姓贵族都成为姬姓贵族的姻亲。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诸侯也称异姓卿大夫为舅。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固然有着政治上的组织关系，同时也存在着宗法和姻亲的关系，以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和联合。奴隶主贵族如此实行其联合的统治，无非为了有效地镇压人民的反抗，加强对人民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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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贵族为了加强内部团结和统治人民的力量，依据旧有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制定了许多“礼”，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策命礼、觐礼、聘礼、即位礼、委质礼等，都是为了维护君权，加强贵族之间政治上的组织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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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礼，天子的命令叫做“王命”，诸侯必须听从。诸侯的重大事件，必须听从“王命”来办理。诸侯必须定期朝觐，纳职贡。如果不这样，就叫“不王”和“不共王职”，天子可以用王师会同诸侯来讨伐。到春秋初期，天子已无实力，但当晋国公室和别封的曲沃发生内讧时，周桓王还曾多次以“王命”出兵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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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礼，“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礼记·王制》）。这种制度是用来帮助天子控制诸侯的，看来曾实行过。到春秋时，周天子号令不行，但是有时在形式上，诸侯的上卿还由天子任命。这种由天子任命的卿，就叫做“命卿”和“王之守臣”[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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