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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广泛的巡查和监督庶人耕作：在“籍田”举行“籍礼”完毕后，“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众）曰：徇（巡行）”。这是说：要在广大地区普遍通告贵族，去监督庶人耕作，如果土地有未开垦好的，就应由司寇严加判罪处罚。司寇原是当时负责镇压人民反抗、搜捕“盗贼”和掌管刑狱的官，这时他的主要任务在于责罚那些“土不备垦”的庶人，可见当时贵族监督庶人耕作的严厉。不仅如此，所有各级官员还要分批不断出动巡查，所谓“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韦注：“大徇，帅公卿大夫亲行农也”）。这样由低级到高级，一层层官吏出动巡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九，最后由天子亲率大臣出来大巡查。当时贵族监督庶人耕作的严厉，于此又可见[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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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种“籍礼”，不但在开始春耕时要举行，在耨耘、收获时也要举行，只是举行的仪式略有不同。《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说：“耨获时如之。”仲山父也说：“王治农于籍”，“耨获亦于籍”（韦注：“言王亦于籍考课之”）。当时贵族就是运用“籍礼”对庶人各种农业劳动进行监督，从监督春耕，而监督耕耘，直到监督收获，没有放松其中任何一步的监督。当时贵族监督庶人耕作的严厉，于此更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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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礼”具有监督庶人从事无偿劳动的性质，很是明显。当开始作行礼的准备、稷把行礼日期报告国王时，就说：“王其祗祓，监农不易”，明确地指出行“籍礼”的目的在于“监农不易”。王引之解释说：“易当读为慢易之易，易者轻也，……监农不易者，民之大事在农，监之不敢轻慢也”（《经义述闻》卷二十）。虢文公谈“籍礼”时，确曾说过“民之大事在农”，又曾说“王事唯农是务”，好像当时“籍礼”的举行，确是为了“民之大事在农”，其实这完全是幌子，我们只要从他们对庶人的监督如此严厉，就可明白。所谓“监农不易”，就是要对庶人的农业劳动严加监督，不得丝毫放松。当“籍礼”举行时，“王耕一坺，班三之”，所谓“亲耕”完全是象征性的仪式，贵族们如此象征性的一坺或几坺，却要“庶人终于千亩”，把“籍田”上全部艰苦的农业劳动自始至终负担起来，很是明显，贵族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仪式，强制庶人进行无偿的劳动。而且在行礼完毕后，还要普遍通告贵族去监督庶人耕作，要司寇去责罚“土不备垦”的庶人；更要派出各级官吏四出巡查，天子也要亲率大臣出外大巡查。不仅在春耕时要进行如此监督，耨耘时，收获时，都要如此。不难看出，当时天子诸侯举行“籍礼”的实际目的，不仅在于强迫庶人在天子诸侯的“籍田”上作无偿劳动，更重要的，是要迫使庶人在所有贵族的田地上作无偿劳动。《吕氏春秋·上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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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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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举行“籍礼”，说是为了“教民尊地产”，当然也只是幌子，其目的就在迫使庶人全到田野去劳动，使“农不见于国（都邑）”，努力于“当时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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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春秋间，不仅天子、诸侯有籍田，有这种称为“籍”的剥削收入，所有贵族都是把“籍”作为其主要的一种剥削收入的。《国语·鲁语下》载孔子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认为按照周代的土地制度，是采用“籍”的办法来剥削庶人的劳动力的。孔子又认为这种“籍”法是出于周公制定，如说：“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韦注：“籍田之法，周公所制也”）[163]。《春秋》三传，也都认为在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之前，实行的是“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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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税亩，非礼也。穀出不过籍，以丰财也（《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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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籍（《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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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什一，籍而不税。初税亩，非礼也（《穀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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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都采取顽固的反动立场，反对“初税亩”的改革，主张维持原来的“籍”法，认为“初税亩，非礼也”。“籍”确是西周、春秋间对庶人的一种主要剥削办法，“籍礼”就是维护这种称为“籍”的剥削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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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二 “籍田”和“籍礼”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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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籍田”上的收获，按礼是要用于祭祀的。《孟子·滕文公下》说：“礼曰：诸侯耕助（籍），以供粢盛。”《礼记·祭统》也说：“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供）齐（齍）盛”；“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据说天子诸侯所以亲耕，把亲耕的田上的收获用来祭祀，以表示对鬼神和祖先的恭敬。如《礼记·祭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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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昔者天子为籍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籍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祖先），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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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载的“籍礼”上，特别重视对上帝的祭祀。在行礼之前，由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而且把“籍田”称为“帝籍”。行礼时，由天子“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为什么要叫“帝籍”呢？高诱注说：“天子籍田千亩，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当时祭祀的不仅是个上帝，又为什么独称“帝籍”呢？《周礼》贾公彦疏说：“籍田之谷，众神皆用，独言帝籍者，举尊言之。”“籍田”的收获，既然按礼是祭祀鬼神用的，因此收藏“籍田”收获的仓廪，或称为“神仓”。如《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季秋纪》说：“乃命冢宰藏帝籍之收于神仓。”高诱注说：“于仓受谷，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谓之神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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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各国都设有“甸人”掌管“籍田”。《左传·成公十年》杜注：“甸人，主为公田者。”“甸人”在《周礼》称为“甸师”。《周礼·甸师》说：“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籍，以时入之，以共齍盛。”这里虽然把“籍田”称为“王籍”而不称为“帝籍”，依然认为其收获主要是供给祭祀的。春秋时鲁国收藏“籍田”收获的仓廪，虽然称为“御廪”而不称“神仓”，名义上还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据说当时“籍田”上收获的粟，先要由甸人送纳到“三宫”，经过“三宫”舂成米，再送入“御廪”保藏。《穀梁传·桓公十四年》载：“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甸粟而内（纳）之三宫，三宫米（舂成米）而藏之御廪。”范宁注：“甸，甸师，掌田之官也。三宫，三夫人也。宗庙之礼，君亲割，夫人亲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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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田”的收获，名义上除了供给祭祀以外，据说还要随时布施给穷困的农夫，用于救济方面。《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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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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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认为这三句是错简，“于农”二字是衍文，三句应该接连在下文“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之上，“于农”二字涉下句“恪恭于农”而衍。他还提出理由说：“且王所籍田以奉齍盛，何以布之于农乎？”（《群经平议》卷二十八）其实，俞樾这个校勘完全错了。最初“籍田”的收获，名义上除了“以奉齍盛”之外，确是还要“时布之于农”的。虢文公在下文中谈到“籍礼”的作用时，就曾说：“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享祀时至”就是指“以奉齍盛”，“布施优裕”就是指“时布之于农”；“媚于神”是指“享祀时至”的效果，“和于民”是指“布施优裕”的效果。由虢文公看来，“籍礼”的举行，表示“王事唯农是务”，在“籍礼”举行后广泛的巡查和监督劳动，可使庶人“恪恭于农”和“不懈于时”，达到“财用不乏，民用和同”；“籍田”的收获用来享祀和布施，可以“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做到“媚于神而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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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田”的收获，其次的用途就是提供国君“尝新”之用。《左传·成公十年》载：“六月丙午晋侯欲麦（杜注：“周六月，今四月，麦始熟”），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周正的六月，正是夏正的四月，这时麦刚熟，晋侯要甸人从“籍田”上收取新熟的麦来吃，就是“尝新”。《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夏纪》载有这种“尝新”之礼说：“农乃登（升）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高诱注：“升，献。麦始熟，故言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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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把“籍田”上剥削所得，宣称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和他们宣称“籍礼”是表示“王事唯农是务”，“以教民尊地产”，同样是掩饰其剥削行为的一种欺骗手段。他们所以会采用这样的欺骗手段，是有其来历的。这个来历，和“籍礼”这种仪式的起源一样的古老，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末期。“籍礼”如同当时贵族所实行的许多“礼”一样，是由原始公社制末期的“礼”转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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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公社末期的氏族聚落中，当他们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时，所有集体耕作，都是由族长和长老带头进行的。在每种重要的农业劳动开始时，往往由族长主持一种仪式，以组织和鼓励成员的集体劳动。因为当时确是“民之大事在农”，而族长的主要任务确是“唯农是务”，有着“教民尊地产”的责任。我们以海南岛黎人在解放以前部分地区保存的“合亩”制为例。“合亩”在黎语中是“有血缘关系的集体”的意思，原先本是男系的血缘亲属组织，基本上统一经营土地，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每个“合亩”有个“亩头”，黎语叫“俄布笼”，意即“家长”，他们原是集体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又是富有生产经验和传统知识的人，负有传授经验和知识的责任。黎人的各种农业劳动，开始时都有一定的仪式和禁忌，“亩头”又是各种仪式的主持者，当耕田仪式举行时，“亩头”要先作几下象征性的挖土动作。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到，周天子在举行“籍礼”时要带头“耕一坺”，就是起源于这样的耕田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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