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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军狩猎：由中军元帅击鼙，鼓人三鼓，司马振铎，于是“车徒皆作”。等到鼓打着“行”的音节，“车徒皆行”。随后，车徒前进，射击禽兽。按规定，追逐野兽不能出“防”，《穀梁传》所谓“过防弗逐，不从奔”，《毛传》所谓“田不出防，不逐奔[179]”。发射时应按等级为次序，《毛传》所谓“天子发然后诸侯发，诸侯发然后大夫士发”。否则将被认为失礼。按礼，射杀禽兽还应射中一定部位，要不伤面部，不碰坏毛，完整地擒住。《穀梁传》所谓“面伤不献，践（翦）毛不献，不成禽（擒）不献”。《毛传》还把射杀的方法分为上中下三等：从左膘（小腹左边肉）射到右腢（右肩前的骨），中心对穿，死得快而鲜洁，这是“上杀”；如果从右膘射到右耳下根，没有射中心，这是“中杀”；如果从右髀射到右 ，中了肠胃，有污泡流出，这是“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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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凯旋：凯旋时，击鼓奏“駴”乐，车徒都欢呼。所谓“鼓皆駴，车徒皆噪”。“駴”本亦作“骇”（《经典释文》），当即“陔”，“陔”亦称“陔夏”、“祴夏”（《仪礼》郑注），“陔夏”原为用鼓或钟鼓节奏的乐调，《仪礼·乡射礼》郑注说：“陔夏者，天子诸侯以钟鼓，大夫士鼓而已。”这种乐调的特点是声响而短促，又连续不断，以表示欢乐。所以《周礼》郑注说：“疾雷击鼓曰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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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献禽：如同战胜后献俘一样。《周礼》说：“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取左耳”也和战争时取“馘”相同。“馘”字从“首”，或从“耳”，《说文》说：“军战断耳也。”《大雅·皇矣》《毛传》又说：“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周礼》说仲春“献禽以祭社（社神）”，仲夏“献禽以享礿（宗庙的夏祭）”，仲秋“献禽以祀祊（四方之神）”，仲冬“献禽以享烝（宗庙的冬祭）”，这和战胜后献俘于社和宗庙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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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庆赏和处罚：《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军在城濮之战后，有献俘、授馘之礼，还有“饮至、大赏、征会、讨贰”。“大蒐礼”除了有献禽和献左耳之礼外，同样有酒会、赏赐、处罚等节目。《左传·隐公五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杜注：“饮于庙以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足见“大蒐礼”同样有“饮至”之礼。“大蒐礼”也必须用军法处罚违法者[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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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的“大蒐礼”，至少到春秋时代，还有如此举行的。因为这样以车战为主的战争方式，到战国时代已经没有了。从这里，使我们不但具体地看到当时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的情形，也还可以推想到当时战争前排列阵势、誓师等情况，以及凯旋后献禽、庆赏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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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把春、夏、秋、冬四季的“大蒐礼”，分别称为“蒐田”、“苗田”、“狝田”、“狩田”，是有根据的。《尔雅·释天》也说：“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左传·隐公五年》载臧僖伯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所谓“讲事”，“讲”的是军事。《国语·齐语》也说：“春以蒐（一作獀）振旅，秋以狝治兵。”《国语·周语上》载仲山父又说：“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也。”“狝于既烝”，是说“狝”在秋季新谷登场之后举行；“狩于毕时”，是说“狩”在冬季农务完毕之后举行；同样把“狝”作为秋季田猎的名称，“狩”作为冬季田猎的名称。只是《公羊传》和《穀梁传》上存有异说。《公羊传·桓公四年》说：“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而《穀梁传·桓公四年》又说：“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看来，当《公羊传》和《穀梁传》在汉初写定时，对四季田猎的名称已不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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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苗、狝、狩等四季田猎名称的得名，据说是由于田猎方式的不同。据《周礼·大司马》的叙述，仲春“蒐田”用火，仲夏“苗田”用车，仲秋“狝田”用网，仲冬“狩田”用车徒列阵围猎。《说苑·修文》篇曾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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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者毛也取之，春蒐者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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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者毛也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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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苗”，除了这里用“毛也取之”解说外，还有用“为苗除害”解说的（《左传》杜注、《尔雅》郭注、《穀梁传》范注）。关于“狝”，多数注释家都按《尔雅·释诂》用“杀”来解说，如《周礼·大司马》郑注说：“狝，杀也。……秋田主用罔（网），中杀者多也。”至于“蒐”，或作“搜”，如《淮南子·泰族》篇说：“时搜振旅，以习用兵也。”《汉书·刑法志》也说：“春振旅以搜。”“蒐”与“搜”，并声近义同。《白虎通》解释说：“秋谓之蒐何？搜索肥者也”（《左传·隐公五年》《正义》引）。至于“狩”，古与“兽”通用，《尔雅·释天》说：“火田为狩”，许多注释家都用围猎来解说，很对。如《国语·周语上》韦注说：“冬田曰狩，围守而取之。”《左传·隐公五年》杜注也说：“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而取之，无所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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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把蒐、苗、狝、狩作为四季不同的狩猎名称，同时又作为不同方式的狩猎名称，是有根据的。原始部落以狩猎作为其生产手段的时候，大规模的集体狩猎是按季节来进行。他们按照长期累积的经验，适应当时各个季节野兽生长和活动的规律，分别安排不同的狩猎地区、狩猎对象，和采取不同的狩猎方式。例如居住在大、小兴安岭一带的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把二月、三月的春季称为“打鹿胎期”，五月至七月的夏季称为“打鹿茸期”，九月到落雪的秋季称为“鹿围期”，落雪以后的冬季称为“打皮子期”或“打灰鼠期”[181]。从他们把春天作为“打鹿胎期”看来，“春蒐”原来也该是搜索兽胎的，所谓“春蒐者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当是后来改进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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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和“狩”一样，原来都是一种田猎的名称，后来所以会成为军事训练和演习的名称，因为我国古代早期的军事训练和演习，就是借用田猎来进行的。《穀梁传·昭公八年》说：“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礼记·仲尼燕居》也说：“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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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军事训练和演习可以借用田猎来举行呢？战争最初出现于原始公社制瓦解时期，所用武器就是狩猎工具，战争方式也和集体团猎相同。等到国家产生，军队成为国家统治工具，进攻成为掠夺手段，军队组织有进一步加强，战争方式有进一步发展，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战争武器还和田猎工具相同，战争方式还和田猎方式相同。古时“田”字和“陈”字同音通用，如齐国的陈氏或作田氏，《小雅·信南山》：“维禹甸之”，《韩诗》“甸”作“陈”，《说文》说：“田，陈也。”“田”的原义是田猎，其所以会和“陈”音同通用，因为出于同一语源，原先集体田猎是和战争一样要排列阵势的。这到春秋时代还是如此，《左传·文公十年》载宋、郑两国君追随楚王“田孟诸”的情况，“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杜注：“盂，田猎陈名。”沈钦韩说：“盂取迂曲之义，盖圆陈也[183]。”不仅田猎和战争用着同样的装备，同样要排列阵势，进攻时同样要驾车追逐射击，对目的物又同样要采用搜捕方式，《郑风·大叔于田》所描写的，就是田猎中驾车追逐射击和搜捕的情况。狩猎时如同战争一样，必须服从指挥，违命者要依军法处罚。这到春秋时也还如此，《左传·文公十年》载：宋、郑两国君随从楚王“田孟诸”，“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子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这时由楚国大臣当左右司马来指挥田猎，因为宋君违命，杀了宋君的仆人，为了“当官而行”，虽是国君也不能免罚。田猎时，把所要搜捕的目的物叫“丑”，如《小雅·吉日》说：“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从其群丑”；作战时也把所要搜捕的敌人叫“丑”，如《小雅·出车》和《小雅·采芑》在叙述战争胜利和取得俘虏时，都说“执讯获丑”。田猎时把擒获鸟兽称为“禽”或“获”，战争时也把擒获敌人称为“禽”或“获”。古时田猎和战争方式基本相同，因此很自然的，会借用田猎来作为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的手段，形成了“大蒐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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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大蒐礼”最初举行时，应该如古文献所载，是按季节进行的。其中以冬季农隙时间举行的规模较大，比较重要。类似的情况，我们从后世少数民族中还能看到。清朝在没有入关之前，每年要举行三、四次大规模的狩猎，这种狩猎同样具有军事训练和演习的性质。最常见的集体行猎时节是在冬季农隙的时间，春秋两季也有，夏季较少，夏季中五月已少，六月则绝无。每次行猎时间，最常见的是十天左右，少则三、四天，多则二十至三十天。他们行猎队伍的组织也采用军队的编制，太祖时把部众每三百个人立一牛录厄真管理，就是后来的佐领，为八旗制度的基本单位。他们行猎的纪律也和行军纪律一样，违反纪律的也要按轻重处罚。入关以后这种礼俗逐渐衰替。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上谕》说：“围猎以讲武，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看马之肥瘠酌量行围。……所获禽兽，均行分给。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也还保存着原始礼俗的残余[184]。清朝这种借用行猎来进行军事训练的礼俗，和我国古代早期的“大蒐礼”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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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季节性的“大蒐礼”，西周时代还在举行。前引《国语·周语上》仲山父的话：“蒐于农隙”，“狝于既烝，狩于毕时”，可为明证。《盂鼎》记述周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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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锡）女（汝）鬯一卣、冖（冕）衣、市（黻）、舃、輚（车）、马。易（锡）乃且（祖）南公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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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读为“兽”，也即“狩”。周王如此郑重地把服装、车马，连同盂的祖父南公的旗，赏给盂，用于“狩”。这个“狩”一定不是一般的狩猎，而是具有军事训练性质的“大蒐礼”[185]。商器《宰 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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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来兽，自豆录（麓），才（在） （次），王乡酉（酒），王 （即“光”，读为“贶”）宰 贝五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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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兽”也当读为“狩”。这里既说：“王来狩”，又说：“自豆麓，在 （次）”，“ （次）”是指军队驻防地，很明显，这次商王“来狩”，并非一般狩猎性质，是为了校阅驻防在 一带的军队，也是举行“大蒐礼”。“王乡酉（酒）”，是说在“大蒐礼”完毕后，举行酒会，也就是举行“乡饮酒礼”。可知“大蒐礼”在商代已在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