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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蒐礼”是按照一定制度，征调士卒前来集合参加的，它除了直接为练习战争和准备战争以外，也还可以借此来统计壮丁人数。前引《国语·周语上》所载仲山父的话，曾说：“蒐”、“狝”、“狩”，“是皆习民数者也”。同时，更具有训练“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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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春秋时代各国的军队，是以贵族成员作为骨干的，三军的甲士就是按贵族和“国人”的组织情况编制而成的，在“大蒐礼”中，各级指挥都有一定的车服、旌旗和鼓铎镯铙，其阵势和行列也必须按照贵贱、少长来排列。《左传·隐公五年》载臧僖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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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杜注：“车服旌旗”），明贵贱，辨等列（杜注：“等列，行伍”），顺少长，习威仪也（注：“出则少者在前，还则在后，所谓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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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释天》也说：“振旅阗阗，出为治兵，尚威武也（郭注：‘幼贱在前，贵勇力’）。入为振旅，反尊卑也。”（郭注：“尊老在前，复常仪也。”）由此可见，“大蒐礼”和当时其他的“礼”一样，可以“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对维持宗法制度和巩固贵族组织，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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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这种由军事民主制时期武装“人民大会”变化而来的“大蒐礼”，已完全成为维护剥削阶级利益和推行其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当时国家职能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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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内政来看，通过这种武装的“民众大会”，可以重新整顿和编制军队，选定和任命将帅，制定和颁布法律，对违法者处刑，并可借此救济贫穷和选拔人才，公布国家大事，统计壮丁人数，还能使大家学习分辨贵贱少长的礼仪。这是当时国家用来巩固贵族组织、团结“国人”和加强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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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时，这种阅兵式和军事演习，具有练习战争、检阅兵力、耀武扬威、部署军事、整顿军队、武力威胁等作用。这是当时国家用来加强统治和准备战争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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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月刊》1963年3月号，今加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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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周礼·田仆》也说：“掌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车之政，设驱逆之车，令获者植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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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周礼·乡师》也说：“凡四时之田，……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后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断其争禽之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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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说苑·修文》篇也说：“百姓皆出，不失其驰，不抵禽，不诡遇，逐不出防，此苗、狝、蒐、狩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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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隋书·礼仪志》载：“梁陈时依宋元嘉二十五年蒐宣武场，……猎讫宴会享劳，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惩乱法。”是沿袭古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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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补编之一《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秋浦：《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第二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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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韩诗内传》说：“春曰畋，夏曰搜，秋曰狝，冬曰狩。……夫田猎因以讲道，习武简兵也”（《太平御览》卷八三一引）。《尚书大传》也说：“战斗不可不习，教于蒐狩以闲之也”（《仪礼·乡射礼》郑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更说：“寄戎事之教于田猎，武事不空设，必有以诫，故寄教于田猎”（据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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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春秋左氏传补注》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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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详郑天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收入《清史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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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左传·昭公十五年》载：“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周文王曾把攻灭密须时夺得的鼓和车，在“大蒐礼”中应用。当周成王分封唐叔时，把文王在大蒐礼上应用的鼓和车，武王在克商时应用的甲，授给唐叔，也是给唐叔用于大蒐和战争，用来对付戎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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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百四十《校阅》说：“讲武之义，即寓于游田之内，故校阅即田猎，田猎即校阅，二者不可分也。然观《月令》讲武饬事之文，则其事亦有不为田猎者。……至《春秋》一经所书，大阅、治兵之事尤多，盖列国多故，临战而习武，以是为权礼也。”秦氏认为古时校阅“寓于田猎”，是对的；又认为古时校阅也有“不为田猎”的，也是对的。但必须认识到：由“寓于田猎”到“不为田猎”，应是“大蒐礼”进一步发展的结果。黄以周《礼书通故》卷四十一《田礼通故》说：“后世尚武，简阅既繁，不能不于田猎之外另行之。……古未有不田猎而徒讲武者矣。春秋之时列国兵争，乃有不因田猎而治兵”。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同时还必须指出：古时贵族常有把田猎作为娱乐而不为“校阅”的，这类例子很多，详《左传·桓公六年》《孔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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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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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莫尔根：《古代社会》1957年三联书店版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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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吕祖谦曾看到这点。《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在“兵制”部分说：“晋常以春蒐礼改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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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见《国语·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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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参见拙作《试论西周春秋间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第二节，已收入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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