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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王乡醴”是说周穆王举行飨礼，“即邢伯大祝射”是说在飨礼之后，就和邢伯、大祝一起习射。在飨礼之后往往要举行习射之礼，这和在乡饮酒礼之后要举行乡射礼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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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论证，可知飨礼有着和乡饮酒礼同样的献宾仪式，同样把“献”、“酢”、“酬”合成一献之礼，只是献宾不用酒而用醴，不喝而嘴上啐一下，而献礼的次数加多，有重复三次至九次的，在“献”之前有比“献”更隆重的“祼”，在“酢”的时候有比“酢”更隆重的“侑”，在“酬”之后又有“酬币”。在礼节增加的同时，“乐”也相应的增加，迎送宾客都有“金奏”，行献宾礼时除用“升歌”以外，还用“管”和“舞”代替了“笙奏”和“合乐”，其奏唱的曲调和诗歌也要看贵宾的身份而定，身份越高就越隆重。在正式礼乐完备后，如同乡饮酒礼一样，常要连续举行宴会和习射之礼。总之，飨礼的基本礼节是和乡饮酒礼是相同的，只是礼节加重，陈设铺张，花色添增，更加形式化而已。很明显的可以看出，飨礼是在乡饮酒礼原有礼节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就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古文献上把飨礼和乡饮酒礼同样称为“乡”或“飨”，因为飨礼就是由乡饮酒礼发展出来的，所以飨礼还沿用着和乡饮酒礼相同的名称。礼书上把飨礼或者称为“大飨”，就是因为这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犹如礼书把高级的乡射礼称为“大射”一样。古人为了把两者区别起见，把乡饮酒礼称为“乡酒”或“乡人饮酒”，而把飨礼称为“飨醴”或“享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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飨礼和乡饮酒礼举行的目的也是差不多的。乡饮酒礼具有酒会和议会的性质，目的在于尊敬宾客，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以求维护贵族的统治秩序和特权，更重要的是要商定国家大事。飨礼举行的目的也是如此，《礼记·乐记》曾把两者归为一类，说：“射、乡（指乡饮酒礼）、食、飨（指飨礼），所以正交接也。”《礼记·仲尼燕居》说：“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国语·周语中》记述周定王的话，说得最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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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王公诸侯之有饫（指飨礼）也，将以讲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韦注：“讲，讲军旅，议大事；章，章程也。大德，大功也。大物，大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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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德”、“大物”，无非摆出大的场面，大加铺张，用来讲究贵贱、长幼的等次；所谓“讲事成章”，就是商定国家大事。飨礼不仅是一种尊敬贵宾的仪式，同时还具有会谈国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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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170703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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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四 由“乡饮酒礼”和“飨礼”推论“礼”的起源和“礼”这个名称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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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对“乡饮酒礼”和“飨礼”的论述，很具体的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的“礼”起源于氏族制末期的习惯。在氏族制时期，人们有一套传统的习惯，作为全体成员在生产、生活中自觉遵守的规范。等到贵族阶级和国家产生，贵族就利用其中某些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逐渐形成各种“礼”，作为加强贵族阶级统治的一种制度和手段，以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加强君权、族权、夫权和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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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饮酒礼”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议事会”转变来的，它不仅是尊敬长老的酒会，而且具有长老会议的性质，是借用酒会来商讨和决定军政大事的，也可以说是执政者的咨询机关，这在维护贵族统治上当然有其一定的作用。后来元老的政治权力缩小，这种“礼”成为单纯的酒会仪式，用来尊敬贵宾和族长，着重于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依然是维护贵族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至于“飨礼”，实质上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是在“乡饮酒礼”原有的基础上加工制订而成的。看来，西周的高级贵族为了招待贵宾、举行会谈以及维持贵族统治秩序的需要，就在“乡饮酒礼”原有礼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礼节，增添花色，逐渐制定成了比“乡饮酒礼”更高级的“飨礼”。旧说周公制礼作乐，未必可信，西周的礼乐未必周公一人所制定，但是西周的高级贵族为了统治上的需要，在原有礼俗上增添花色，加以系统化，逐渐制订成各种符合于他们需要的礼乐，当是事实。“飨礼”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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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这个名称的来历，是和这种饮酒醴的“礼”有密切关系的。原来“醴”和“礼”本是一字，同作“豐”，像两玉盛在器内之形。其所以会演变分化出“醴”和“礼”两字，王国维在《释礼》（《观堂集林》卷六）中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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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 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其初，当皆用 若豐二字，其分化为醴礼二字，盖稍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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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把“醴”与“礼”的关系分辨清楚。前面谈过，“飨礼”是由“乡饮酒礼”加工制订而成，“飨礼”的献给宾客的是“醴”，不同于“乡饮酒礼”献的是“酒”，而且“飨礼”献醴之礼要比“乡饮酒礼”献酒之礼隆重得多，“醴”是当时高贵敬献礼品，如同盛在礼器中所献的玉一样，因而同样称为“豐”，或从“酉”称为“醴”。同时献“醴”之礼已更形式化，只是给宾客嘴里啐一下，不是给喝的，已纯粹成为一种敬献的仪式，如同用玉盛在礼器中敬献一样，因而这种敬献仪式也称为“豐”。当时贵族专门设有“飨礼”，用“醴”来敬献贵宾，成为一种隆重的尊敬仪式，既用之于贵宾，又推广到贵神，因而“豐”又从“示”而称为“礼”。推而广之，一切仪式的举行中，也常用“醴”来敬宾，凡是用“醴”来敬宾的，也都称为“礼”了。凌廷堪《礼经释例》的《宾客之例》中，有一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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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宾主人行礼毕，主人待宾用醴，则谓之礼；不用醴，则谓之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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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氏曾列举《仪礼》的《士昏礼》、《聘礼》等，详为证明，这里不重复了。礼书中这样把“待宾用醴”称为“礼”，该是沿袭古老的习惯的。《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大概古人首先在分配生活资料特别是饮食中讲究敬献的仪式，敬献用的高贵礼品是“醴”，因而这种敬献仪式称为“礼”，后来就把所有各种尊敬神和人的仪式一概称为“礼”了。后来更推而广之，把生产和生活中所有的传统习惯和需要遵守的规范，一概称为“礼”。等到贵族利用其中某些仪式和习惯，加以改变和发展，作为维护贵族统治用的制度和手段，仍然叫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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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代这种敬献酒醴的仪式的产生，还可能与当时禁酒有关。《礼记·乐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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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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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西周初年周王朝鉴于殷贵族沉迷酒中，腐化堕落，曾积极禁酒。《尚书·酒诰》曾明白指出，只有祭祀和敬献长老和君长时能喝酒，如说：“饮惟祀，德将无醉”，“羞耈惟君，尔乃饮食醉饱”；还严禁合群饮酒，告诫康叔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西周制定的献酒之礼，采用“哜”或“啐”的方式，只“饮至齿不入口”，该与当时“备酒祸”有关的。前面已谈过，周康王即位时所举行的“飨礼”，已采用“哜”的方式。《仪礼》所记述的献“醴”礼节，也是“啐之而已，不卒爵”；同时所记述的比较隆重的献“酒”礼节，如乡饮酒礼、燕礼、乡射礼、大射仪等，主人献宾，在“卒爵”之前都要“啐酒告旨”，详凌廷堪《礼经释例》的《饮食之例上》“凡献酒礼，盛者则啐酒告旨”条。《乡饮酒义》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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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荐祭酒，敬礼也；哜肺，尝礼也；啐酒，成礼也；于席末，言是席之正，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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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把“啐酒”看得很重要，作为“成礼”的一个步骤，而不以“卒爵”作为“成礼”的步骤，看来也与“备酒祸”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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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今略加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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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郑玄作《笺》时，看到诗中用瓠叶和小兔作为饮酒的菜肴，不像贵族摆场，便断言“此君子谓庶人之有贤行者”。但是诗中行着一献之礼，而“礼不下庶人”的，于是郑玄又解释为“庶人依士礼”，并且说是：“其农功毕，乃为酒浆，以合朋友，习礼讲道艺也。”其实，这些解释都不通，在春秋以前，“君子”都指贵族而言，把“君子”作为“有贤行者”，乃是春秋末年以后事。瓠也叫匏，又叫壶，它的叶只有嫩时可以做羹，到八月就成为苦叶（见《邶风·匏有苦叶·传》），“农功毕”时瓠叶早已不能作饮酒菜了。《瓠叶》这诗的内容，我们认为应是叙述低级贵族举行饮酒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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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韩诗说》说：“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事三老五更”（《诗·大雅·灵台》正义引《五经异义》）。《白虎通·辟雍》篇也说：“大学者，辟雍，乡射之宫。”这都和《说文》相合。段玉裁《说文飨字解》申论说：“饮宾祭祀皆不于大学，则辟雍泮宫之飨，非饮宾神格可知也。然则此三飨，其为乡饮酒之本义可知矣。辟雍飨饮者天子行乡饮酒之礼也。泮宫飨射者，诸侯行乡饮酒之礼也。”段氏还列举《鲁颂·泮水》等，以证天子、诸侯在辟雍、泮宫确行乡饮酒之礼，并且批评了当时有些人主张“乡饮酒断不行于小学大学”的说法。也有人把《韩诗说》“秋飨”的“飨”，《白虎通》“乡射之宫”的“乡”，都解释为“飨礼”的。如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五十九说：“案乡大夫之射，不得在辟雍，而班氏以辟雍为乡射之宫者，乡与飨通，即《诗·大雅·灵台》孔疏引《韩诗说》所谓春射秋飨也，依其说，则辟雍为天子大射之宫。”这个说法是可商的。飨礼是天子、诸侯、卿大夫临时举行的招待贵宾之礼，既没有规定在春秋两季，也不在学校中举行。近人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根据《礼记·乡饮酒义》注，说：“然则乡饮酒礼，古惟乡大夫行之于乡，至汉则太守诸侯相与令长行之于郡国，未闻以天子飨群臣而谓之乡饮酒者。……乡饮酒礼行于辟雍，仅见于西晋武惠之世，以后历代皆不复举，岂非知其失礼之甚乎？”这个说法也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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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见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一《冠义乡大夫当作卿大夫》条，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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