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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命圭”制度，可能是西周时逐渐形成的。《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成王分封鲁、卫、晋等国情况，记述赏赐物品很详细，并没有圭在内，可知当时“命圭”制度尚未确立。但据《尚书·顾命》看来，成王去世后，举行传授王位典礼时，已用圭和瑁作为传授遗命的信物，这时当已产生“命圭”制度。根据本节所引史料来看，从西周后期到春秋时代，这种“命圭”制度确已流行。这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推行玺印制度以前，在贵族的政治组织中确立和维护人事关系的一种重要制度。战国时代楚国大臣的高级爵位有所谓“执珪”、“上执珪”（详拙作《战国史》第六章第五节），还是沿袭这种“命圭”制度而来的；他们所执的代表爵位和特权的珪，还该出于楚王所颁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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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四 “贽”的授受仪式的作用与“委质为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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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贽”在“贽见礼”中，用来表示来宾的身份和地位；而“贽”的授受仪式，就进一步用来表示宾主之间的关系。不仅授受的地点，用来表示宾主之间地位的高下；执“贽”的手法，授受的方式，受而是否归还，都用来表示宾主之间的地位关系。因而被用作确立和维护贵族组织关系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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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谈到“贽”的授受的地点，是按宾主的身份而有所不同的。这在春秋时已很注意到这点。《左传·成公六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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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杜注：“礼，受玉两楹之间，郑伯行疾，故东过”）。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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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礼，郑伯与晋君的地位相当，授玉应该在两楹之间的中心地点，这时因为郑伯走得快了些，到了东楹之东授玉，地点偏东，这是地位较次于主人的宾客授玉之处，这样，郑伯就降低了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所以士贞伯要说他“自弃”和“不安其位”，甚至“不能久”而“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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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玉”的手法，尤为春秋时贵族所注意。《左传·定公十五年》记载有邾隐公到鲁朝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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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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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子贡这一席话，可知“执玉”高低，按礼有一定分寸，即所谓“度”，太高和太低都是“不度”，太高表现为骄傲，太低表现为自卑。而且是否合“度”，关系十分重大，甚至关系到“死生存亡”。《论语·乡党》篇说：“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蹜如有循。”如此说来，执圭不但高低要有分寸，身体的姿势、神色、脚步，都要郑重其事，战战兢兢，合乎一定的规矩。《礼记·曲礼下》说得更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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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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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记述，不仅执法有“上衡”、“平衡”、“绥”（稍下）、“提”等区别，行路时还不得举足，要起前拽后，使脚跟如同车轮一样，曳地而行。为什么“执玉”要如此讲究，而且看得关系如此重大呢？因为当时贵族举行“贽见礼”的目的，在乎巩固和加强彼此之间的组织关系和友好关系，要巩固和加强这种关系，首先需要彼此能够“敬”和“让”。《礼记·聘义》说：“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在朝聘之礼中，“执玉”所以要小心谨慎地合于规矩，就是为了表示敬让。更重要的，是为了正确表明双方的地位、等级和名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护当时原有的统治秩序，巩固贵族阶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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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贽见礼中，最足以表示双方地位关系的，就是初见面时的送贽方式。按礼，宾主地位相当的，采取亲自授受的方法；如果是小辈会见长辈，臣下拜见君上，就必须采用“奠贽”和“委质”的方式。“奠贽”就是把贽陈放在地上，表示尊卑悬殊，不敢亲相授受。“委质”就是把贽付给主人，不再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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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小辈对尊长的奠贽、委质之礼，春秋时贵族间确实普遍实行的。《左传·昭公元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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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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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注：“禽，雁也。纳采用雁。”其实，“委禽”就是“委质”，女婿到女父家“亲迎”是要“委质”的，因为女父是婿的尊长，“强委禽”就是要强迫行迎娶之礼。《礼记·曲礼下》说：“童子委挚而退。”因为童子年幼，见先生的尊长，按礼要把贽陈放地上，付给主人而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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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而请为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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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自“请为弟子”，就得行拜见老师的礼，老师是尊长，拜见时就必须“委质”。拜见老师所执的贽，就是“束脩”，即十脡干肉。《论语·述而》篇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许多学者都认为这个“束脩”，是拜见老师的“贽”[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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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委质”的仪式，更重要的，是被运用在君臣关系的确立上。它和“策命”礼，同样成为确立君臣关系的重要礼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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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晋惠公卒，怀公命无从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数年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乃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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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狐突这席话，可知当时君臣关系的确立，有“策名委质”的制度[217]。“策名”就是指“策命”礼，亦称“锡命”礼，“委质”就是指“委贽”礼。西周、春秋之际，政治上君臣关系的确立，自上而下，按礼必须经过“策命”礼，由史官当场宣读任命官职的命书，并将命书授给臣下，命书有一定的程式，如同国王当面用口语下命令一样，先呼受命者之名，再任命官职或再叙明任命的理由，并加赏赐，用以表示官职、任务和权利的授予。同时君臣关系的确立，由下而上，按礼必须经过“委质”礼，由臣下拜见君上，“奠挚再拜稽首”，以表示对君上的臣服、忠心，并对君上应尽义务的承担。这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两种确立君臣关系的必要礼节，合称起来，就叫做“策名委质”。《国语·晋语九》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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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穆子帅师伐狄，围鼓。……中行伯既克，以鼓子宛支来。令鼓人各复其所，非僚勿从。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军吏执之。……穆子召之，……对曰：“臣委质于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也。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无叛质，敢即私利，以烦司寇，而乱旧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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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沙釐这席话，可和上述狐突的话互相印证。狐突说：“策名委质，贰乃辟也”，就是说经过了“策命”和“委质”，确立了君臣关系，做臣下的必须效忠，不能有二心，如有二心，即是犯罪行为。夙沙釐说：“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同样的，认为既经“委质”成为臣属，必须效忠而无二心，直到死为止，不能为了私利，对自己的“质”有所反叛。由此可见，“委质”之礼在当时确立君臣关系上的重要性。《孟子·滕文公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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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而舍其耒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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