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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推断，契、弃为尧、舜、禹同时代人，此时华夏各部早已进入父系社会。弃为姬姓，此姓来自父方祖先，而非母方姜姓，也证明弃时早已是父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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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善于经营农业，后来被尊奉为农神后稷。相传烈山氏之子柱，又名农，能种植五谷，被尊奉为稷（五谷之神），弃继承了这一传统，“教民稼穑”，被后人祀为农神后稷。他们在适合于生产黍、稷的黄土高原上经营农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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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因为受到游牧部落戎狄的逼迫，周人一度放弃农业，到了后稷三世孙公刘时，“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从《诗经》的《大雅》、《公刘》篇可以看到，公刘领导族人，凭借农业的积储，不断开疆拓土，是一位成功的部族移殖领袖。自公刘起又传了九世，到了古公亶父时代，周人又受戎狄逼迫，从豳迁居到岐山之南的周原。可见周人长期徘徊于农业与游牧经济圈的边缘。关于这一系列迁徙的背景，据竺可桢研究，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地区有一段寒冷时期，寒冷的移动由东亚太平洋岸边开始向西渐进至欧亚大陆，同时又有由北而南的趋势。由竺氏的曲线，大致可以推测漠北与西北游牧民族为严寒所驱而南下的可能。黄土高原北面的游牧民族戎狄在商末周初大为活跃，导致周人为戎狄所迫而南迁，反映了气候条件的变化导致游牧与农业界线的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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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原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周人在此定居下来，从此他们自称为周人。古公亶父在周原建都设官，所以后来的周人称他为“太王”，推崇他为周朝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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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是古公亶父以来周人的都城，近年在那里的凤雏村发掘了早周遗址，反映了当时大型建筑的情形。这个宫殿遗址以门道前堂和过廊构成中轴线，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整齐有序。堂前有大院，由三列台阶登堂，左右各有台阶登东西回廊。前堂是主体建筑，台基最高面宽六间。整个建筑有良好的排水设施，构成四合院的基本框架，开后世中国建筑正统布局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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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古公亶父幼子季历即位时，周人已发展为以农耕为主要经济部门，并有宫室宗庙及比较制度化政治组织的阶段了。周人不仅在关中泾、渭流域建立了国家，而且光复旧域，把山西汾水流域的故地重新收入势力范围，诸戎的听命，使周人在今山西、陕西一带建立了威权，循黄河北岸东达殷商所在的华北平原已无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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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的势力，杀了季历。季历之子昌——后来的周文王——继位，在他治理的五十年中，一方面名义上保持商朝属国的地位，另一方面积极扩充实力作灭商的准备。在一系列战争之后，把势力深入到商朝的中心地区，继续向东发展，在沣水西岸建造了新的都城——丰京（今陕西长安西北）。文王迁都丰京后，对商转而采取进攻态势。文王迁都于丰，是颇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他们一面濒水高筑城墙，一面宣扬这里原本是夏禹的故土，打出禹的旗号，自诩为夏王朝的继承者与复仇者，为讨伐殷商找到了最佳的借口。文王临死前嘱咐太子发——后来的周武王，准备取商朝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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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继位后，在盟津大会诸侯，检阅军队，作伐商前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商朝贵族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等人，对商纣王反复进谏，遭纣拒绝，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逃亡，商朝土崩瓦解。武王见时机成熟，率军渡过盟津，进抵牧野（今河南淇县南），距离商朝末年的都城朝歌仅七十里。沉迷于歌舞酒筵的纣王仓促应战，在牧野惨败逃回，登鹿台自焚而死。周武王乘胜占领朝歌，宣告商朝灭亡、周朝建立，时约公元前10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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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西周史》说：周以蕞尔小邦，国力远逊于商，居然在牧野一战而克商，一方面反映了商朝已腐朽透顶，不堪一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周在克商过程中战略运用得当，顺应了民心。周人对如此迅速到来的战果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必须从“上帝”、“天命”方面得到解释，说明商人独有的“上帝”居然会放弃对商的庇护，在血缘与族群关系以外的理由中阐明周膺受“天命”的原因。这就是，由于商王失德，上帝赐周以天命。《诗经》中有的篇章专门揭露商王罪恶：聚敛、强暴、酗酒、不用善人、不用旧人，以致内外怨愤；并指出：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兴国却未必善终，夏失天命而亡，商不以夏为鉴，也亡了。《诗经》的《大雅》、《皇矣》篇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周人自称从“上帝”那里得到特别的眷顾，周的天命是上帝弃商而给予西方新国（周）的。远古时代的“上帝”原是部落神，是商人尊崇的偶像，周人把它借用过来，作为政治宣传工具，从此“上帝”由部落神转化为中国的道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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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王开始到幽王，共传十二王，约公元前1027年至公元前770年，史称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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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2．周公“制礼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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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名旦，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称为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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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在克商不久患重病，逝世前遗命由周公继位。周公向天祷告，请代武王死，告天策文藏于金滕箱内。武王死后，各地纷纷叛乱，周公为了扭转危难局面，立武王幼子诵为周成王，自己执政称王，引起内乱。周公调动军队东征，平定武庚和管叔、蔡叔的叛乱，灭掉奄国，又派儿子伯禽平定淮夷、徐戎。张荫麟说：周公东征之后，周人的势力才达到他们的“远东”。就周人向外发展的步骤而言，周公东征比武王克商还重要。因此，他东征班师后，要赋诗纪念，这便是《诗经 · 东山》。此后，周公在分治殷民的同时，分封诸侯，大抵姬、姜两族进占膏腴、冲要之地，殷商遗民及其联盟各族则被赶到落后偏僻地区，造成周初一次民族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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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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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鉴于武庚和管、蔡的叛乱，认为听任商遗民留在原地是危险的，于是决定营建洛邑，把“殷顽民”迁到那里，派军队镇守威慑。从此，周朝有了两个都城：西部的镐京称为宗周，东部的洛邑称为成周。周公请成王到新都举行首次祀典，并开始亲政。此后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留守成周。然而周公的下场是一个悲剧。周成王十一年，周公在失意中病死。在病危之际，他请求葬于周地，以表示对周的忠诚。成王却把他葬到周以外的地方，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不敢把周公视作臣子，实际是不承认周公是忠臣。悲剧的根源在于，他是辅佐君王的摄政者，在天子的眼里，颇有“威权震主”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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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在摄政七年中成绩斐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制礼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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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制礼”一说始见于《左传》：“先君周公制周礼。”以后，汉朝伏胜在《尚书大传》中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礼记》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从“周因于殷礼”的记载看来，周公在继承殷礼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创造，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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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仪式活动，但最初的仪式活动并不是礼。在仪式活动发展成为礼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出现了一批专门掌管仪式活动的人员，仪式活动变为少数人垄断，成为体现少数人意志的一种活动。正如《国语》所说，颛顼以前“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从颛顼开始，任命少昊氏的大巫重为“南正”——专职“司天以属神”，也就是说只有他和颛顼才管得天上的事情。于是，原始的宗教仪式活动便开始转化为礼。显然，礼的起源是以贫富分化、等级分化为前提的，反过来，礼的起源又促进了这种分化与文明的形成。由于特定的亲属制度和发达的祖先崇拜，礼一经产生便具有重视现实和人伦的特质，并因此而与其他民族的宗教仪式形成一种文化内蕴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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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讲到了夏、商、周三代礼的承袭与变化。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对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极为不满。可以推知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制度是一个处理等级社会人际关系的新伦理规范体系。所谓“礼崩乐坏”是指诸侯僭用天子之礼，各国卿大夫僭用诸侯之礼、天子之礼，以祭祀为例，依礼只有天子才能举行郊祭（祭天），诸侯只能祭其封国境内的名山大川，然而鲁国从僖公开始也举行郊祭，而季氏也举行旅祭（祭泰山）。祭祀用的乐舞，本来只有天子才可以用“八佾”（佾，音yì，行列），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后来不仅鲁公“八佾以舞大武”，连季氏也“八佾舞于庭”了，无怪乎孔子要高喊：“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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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礼的本质或确切含义是“异”，即差异，用来确定社会中各等级之间——贵与贱、尊与卑、长与幼、亲与疏之间各有各的特殊行为规范，以显示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间的差异：贵有贵之礼，贱有贱之礼；尊有尊之礼，卑有卑之礼；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亲有亲之礼，疏有疏之礼。这样，礼就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上下尊卑的关系，不得有所逾越。周礼十分繁琐，至今我们仍可从《礼记》中看到它的影子。相传周礼有五类：吉礼（讲祭祀）、凶礼（讲丧葬）、宾礼（讲交际）、军礼（讲征战）、嘉礼（讲吉庆）。每个贵族从出生到死亡，从人事到祭祀，从日常生活到政治活动，都处在与其身份相合适的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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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阶层从出生、婚嫁到死亡，都有相关的礼仪。男子长大到青年时，要举行象征成年的冠礼。冠礼中，加冠三次，一次是爵弁，一次是皮弁，一次是玄端，分别是男子参加祭祀、视朔、朝会的首服。婚礼是生命礼仪。第一步是订婚，由男子用雁纳采，然后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丧礼是极为复杂的礼仪。丧礼的等级，因亲疏远近而有严格的区别，因此，丧礼也是确认社会关系的场合，丧礼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意义远远大于个人情感意义，它一方面表现纵的社会等级，另一方面表现横的宗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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