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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死后，朝廷大臣提议给他“世宗”的庙号，意为开创新纪元的典范。这一提议遭到经学家夏侯胜的强烈反对，原因就在于，这位已故的皇帝发动的战争给百姓带来了灾难。杨联陞在《中国历史上朝代轮廓的研究》中指出：“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是从一个朝代的创立者那里期望军事上的业绩，而从他的继承人那里期望内政上的成就，因而就区分出创业之君和守成之君。一个朝代中期的扩张主义皇帝常常因为他们的野心而遭到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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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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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27．“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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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奉行黄老思想，无为而治，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国力，但不适合于统一大帝国的治理。汉武帝反对无为，主张有为。为了从意识形态方面维护中央集权体制，汉武帝采纳儒家出身的官僚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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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景帝时期，由“无为”到“有为”，由道（黄老）到儒的转化已在悄然进行。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这位年仅十六岁的少年皇帝颇想有所作为，接连三次下诏向有识之士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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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时曾任博士的大儒董仲舒，援引《春秋》“大一统”理论，在三次上书对策——所谓“天人三策”中，提倡以思想大一统来保持政治大一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条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处“大”是动词，意为尊崇）董仲舒由此发挥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所谓“六艺之科”，就是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孔子之术”。董仲舒的意思是要运用政权力量禁止其他各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并进”。后世学者对这一段历史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误解之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一人促成的；误解之二是，从此禁绝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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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董仲舒对策之前，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已经采纳了丞相卫绾的建议，罢黜专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建元六年武帝启用“好儒术”的田为相，放手让田把不研究儒家经典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把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之外，以优厚待遇延揽儒生数百人进入政府。这一系列措施就是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为了表彰儒学，立五经博士（专门研究《诗》、《书》、《礼》、《易》、《春秋》的博士），儒学从此成为官学。他根据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在首都长安建立太学（国立大学），教授五经，从学官弟子里选拔官吏。凡郡国俊才年十八岁以上，可保送至太学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以上可参加考试，甲科者为郎中，乙科者回原郡国为吏。他还令丞相设四科，来辟举“异德名士”，试用合格即授予官职。此外又不定期地“举贤良”，由他自己出题策问，应举者如对策得当即可授予官职。衡量的标准当然是儒家的经典。后来，郡县都设立学校，配备经师，教授儒家经典。经学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工具，经学特殊地位的确立，显示儒学的官学化正在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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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久有误解的课题进行了澄清。刘桂生在《近代学人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误解及其成因》一文中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少并非仅仅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要“罢黜”的不过是那些新来对策的专治杂学的人，并非禁绝儒家以外的各家；其用意只在于确立儒家在官学与朝廷政治中的地位，不许其他学派分沾，而不是禁止诸子百家在社会上流传；读书人若要研究，尽可自便，只是不能用来猎取功名富贵。如此而已。日本学者福井重雅在《董仲舒对策的基础研究》等论文中，也对传统说法提出异议，认为董仲舒第三策答问中那一段话（即“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不可能在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置五经博士”之前提出，因此这个对策的尊儒政策与五经博士的设置是全无关系的。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儒教国教化问题，必须从别的视角导出新的解释。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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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作为一门政治色彩极为浓重的正统学问，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朱维铮《孔子与中世纪儒学教育》一文指出，从汉武帝起，历代帝王所需要的儒术或经术，主要是用儒家经典的语言包装的统治术。他们只承认本朝开创或修订的制度符合天道，留给经学家的任务只是对此加以论证，以符合孔子所憧憬的不变的天道。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说天和道都不会变，需要尊崇的是孔子的术，因为孔子最反对变更现存的统治秩序。后来担任宫廷首席教师的经学家夏侯胜说，通晓了经术，获得高官厚禄就像从脚底下拣起一粒菜籽那样容易。因为太学里五经博士对弟子的教育，都把“通经”——通晓官方核准的经典及其标准诠释看作实现“致用”的主要途径，即把善于附会经典所记的圣贤言论，为现政权进行辩护、粉饰，当作明白“经术”的考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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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汉武帝以来，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他们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一字一句的注解十分繁琐，一部经典的正文篇幅不大，解释它的文字竟长达百余万言。由于功名利禄之所在，人们乐此不疲。博士弟子由武帝时的五十人，递增至成帝时的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的三万人。经学内部也分化出不同的派别——经今文派与经古文派的争论。原先博士讲解儒家经典所用文本，是用“今文”——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的。汉武帝所立“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家，由于当时通行全国，没有必要标明“今文”的名称。所谓古文，即战国时代的东方文字，汉代已不通行。这些用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文本，一部分是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刘余为扩建宫殿拆毁孔子故宅，在孔府墙壁中发现的，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孔子的后代孔安国向汉武帝献书，希望立于学官。到哀帝时，从事校勘群书的经学家刘歆向哀帝提出应当把古文经立于学官，作为太学中的教材，引起了一场争论，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流派。今文经由官方在学校正式传授，古文经则在民间私人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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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大师，专门研究《春秋公羊传》，声称他的学说都是从这部经典中推导出来的。其实他所写的《春秋繁露》一书，吸收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阐发“天人感应”思想。通过在天空或地上显示奇异的天象，天能向它的儿子——天子即皇帝——指出他施政不当的性质和程度。因此地必须服从天，卑必须服从尊，下必须奉上，臣必须忠君，这就是“礼”。礼的原则主要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的尊君与大一统主张，最直接地反映了汉武帝时代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需求。具体化为伦理道德，便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对于整合社会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对于农业社会人们的安身立命，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行为规范和心灵归依。董仲舒认为儒家经典都是王道，而《春秋》则是“王道之大者”，包含了万事万物兴衰的道理，规范了政治秩序、人伦道德。他把《春秋》的微言大义系统化，提高了《春秋公羊传》的地位，神化孔子和《春秋》。董仲舒使儒学走上了宗教化的道路，成为儒教。西方汉学家称董仲舒是“儒家的第一个神学家”，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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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是有保留的，对诸子百家也不是一概罢黜，《史记 · 龟策列传》说：“今上（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这段话反映了汉武帝对“百端之学”是宽容的。汉武帝并不完全依赖儒士，在宗教方面，他相当依赖道家方士，在政治方面，他相当依赖法家。汉武帝并不真正懂得儒家之道，他所做的不过是让五经博士培养弟子，作为官员的候补。大儒董仲舒主张“限民名田”，他根本不予理睬，倒是法家桑弘羊颇受重用，大力支持他推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政策。儒家拘泥迂腐的作风，与汉武帝好大喜功的秉性格格不入，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多与儒学大相径庭。他所用的大臣，大都是既精通儒术又深知刑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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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黄老思想的汲黯曾当面揭穿武帝表彰儒术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实际是儒表法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此作这样的评论：汲黯“责武帝之崇儒以虚名而亡（无）实”。儒表法里也是后世统治者的治国秘诀。汉元帝在做太子时，见其父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便谏道：“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勃然变色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从中透露出所谓独尊儒术的背后，“王道”与“霸道”即儒与法并用的秘密。个中奥妙颇堪寻味。运用政权力量控制意识形态，其实是法家的发明，商鞅、韩非、李斯都精于此道，秦始皇据此以镇压的手段控制意识形态，却不成功。汉武帝则用另一种方式来统一思想——以仕宦之路来引诱，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都杜绝其仕进之途，他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就是“劝以官禄”。此后一百多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由于利禄之路的引诱，儒家教化逐渐普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毫无疑问，此后的儒家学者逐渐把儒学当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了。这是经学最大的弊端，吕思勉说得好：“如郑玄，遍注群经，在汉朝，号称最博学的人，而其经说，支离灭裂，于理决不可通，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就不知凡几。此等风气既盛，治经者遂多变为无脑筋之徒。虽有耳目心思，都用诸琐屑无关大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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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28．王莽托古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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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告终，由于征伐匈奴的惨败，国内又呈现饥馑动乱景象，他的晚年是在忏悔痛恨中度过的。公元前87年，汉武帝巡行到周至，一病不起，在他虚度七十岁以后，永辞了他统治了五十四年的帝国，静静地躺在长安西北宏伟的茂陵地宫里。继位的是年仅八岁的昭帝刘弗陵，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大臣按武帝遗诏辅政。由于同时辅政的金日碑（Jīn Mìdī）之死、上官桀被处决，形成霍光一人代小皇帝摄政的局面。昭帝八岁即位，在位十三年，死时还只有二十一岁，一切政务全由霍光裁决。霍光的外孙女为昭帝的皇后，而小女儿又是宣帝皇后，这样一来，他不仅是大权独揽的摄政大臣，而且是对内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外戚，从此开启了外戚干政的先例。不过，他与后世专擅朝政的外戚不同，颇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的摄政时代与好战的武帝时代适成鲜明对照，以节约财政开支为特征，二十年间不断减税，对匈奴的政策由征战转变为和平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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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去世，霍光拥立汉武帝的曾孙（武帝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为帝，是为宣帝。霍光死后，宣帝亲政，奉行王道与霸道并用的治术，一方面减免农业税、人口税，以及贫困户的徭役；另一方面“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以文法吏和刑名术监督各级官吏。他是武帝以后唯一能守成并稍有建树的皇帝，一度曾出现了所谓小康中兴局面。不过他也敏锐地预感到汉家天下将要败在笃信儒术、优柔寡断的儿子手里。事实确实如此，昭宣时代尚能维持武帝时鼎盛局面，以后相继即位的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导致外戚在宫廷政治中作用逐渐扩大，王莽篡夺政权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霍光摄政时外戚已初露锋芒，宣帝视霍氏家族如芒刺在背，霍光死后两年，由于阴谋告发，夺去了其妻子、家族多人的性命。东汉的史官在《汉书》中大发感叹：“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这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个典故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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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支配地位沿袭不变，不过由霍氏变为王氏而已。王氏的外戚地位源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即王莽的姑母。元帝死后相继即帝位的成帝、哀帝、平帝都是元帝之子，而成帝是王皇后所生，因此成帝时皇太后王氏的兄弟五人同日封侯，显赫一时，担任大司马大将军，轮流执政。王莽凭借王家声势，广泛结交权贵和经师，显出一副“谦恭俭朴”、“勤学博览”的儒雅风度，博得人们的好感。他当了大司马不久，哀帝即位，外戚丁、傅两家得势，王莽罢官，闭门韬晦。哀帝死，幼小的平帝即位，王太后临朝，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了大权，嗾使一些大臣建议立他的女儿为皇后，使他以大司马大将军兼国丈的特殊地位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平帝死，王莽一手包办，拥立二岁的孺子婴当皇帝，自己称为“摄皇帝”。公元8年，王莽篡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从此新朝取代了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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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莽步入政坛到当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时间。这一段历史，在东汉官方钦定的《汉书》里，完全被扭曲了，把王莽写成乱臣贼子，他在篡汉前所做的好事一概成了虚伪做作。其实王莽在摄政期间的不少作为是可圈可点的，在抨击他的人看来或许是不可思议的。例如当时政界贪污成风，王莽不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下属和贫民，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夫人的穿着打扮像个仆人。又如他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为了表示法不阿贵，王莽竟勒令儿子自杀。以上种种举措令百姓感激是可以理解的。有鉴于此，葛剑雄在《泱泱汉风》中说，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当成救世主，虽有吹捧奉承的意味，但在他建立新朝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真心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声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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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王莽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种改革着眼点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其一切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王莽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为他提供经学依据的就是西汉末年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后来成为新朝“国师公”的刘歆。还在平帝时，王莽就支持刘歆，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设博士官；又叫刘歆依据《周礼》建立明堂——一种用于“正四时，明教化”的上圆下方建筑，还建立称为辟雍的祭祀场所。王莽篡汉后，刘歆成为四辅臣之一，任为国师，位居上公，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理论，用来托古改制。《汉书 · 王莽传》说：“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因此热衷于“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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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改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长期困扰社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即土地兼并及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早在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把当时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贫富两极分化，归结为井田制废除后土地可以买卖的结果。他的理想是恢复井田制，鉴于井田制一时难以恢复，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限民名田”。所谓“名田”即“占田”，限民名田即限民占田，目的在于抑止土地兼并。在土地私有并可以买卖的前提下，企图限民名田，不过是经学家闭门炮制的平均主义理想，化作泡影是必然的。哀帝时的辅政大臣师丹重复董仲舒的理论，再次提出限田建议，得到哀帝许可，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定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条例，引起一阵社会震动后，终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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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的步伐比董仲舒、师丹、孔光之流更大，不仅是限田，而且是恢复井田制。他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颁布的诏令中，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即取消土地私有制，一律收归国有，按照《周礼》所描绘的井田制，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禁止买卖；并且严厉地规定：“敢有非井田圣制，非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这种倒退的主张本身就注定了它是没有出路的，如果按照井田制重新分配土地，全国的耕地远远不够分配，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符合历史前进的趋势。倒行逆施得不到社会上任何阶层的支持，王莽不得不在王田令颁布的第三年再次颁布诏令，宣告“王田”可以买卖，不再依法处理，实际是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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