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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国有化改革的第二年,王莽根据刘歆的建议,推行一系列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改革,其理论根据依然是《周礼》。改革的具体措施是五均六管。所谓五均的要点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城市设五均官,代表国家对工商业经营和物价进行控制,包括平抑物价,用成本价收购滞销农副产品,经营赊贷等。所谓六管的要点是:把盐、铁、酒、五均赊贷、名山大泽、铁布(币)铜冶等六种经济事业改由政府经营,实即国家专卖。五均六管并不是新发明,它是汉武帝时代平准均输、盐铁官营的扩大化,其本意是想重农抑商,但是官商行为违背市场规律,成为政府与商人争利的手段。何况主持五均六管的都是大商人出身的官员,唯利是图的本性促使他们营私舞弊,搞得一团糟,迫使王莽不得不在跨台前一年宣布废除这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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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莽按照《周礼》改革币制,把早已失去货币功能的原始货币重新推向市场,把货币分成五物(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泉六种名称),二十八品(二十八种货币的交换币值),一方面行不通,另一方面换算比值不合理,搞得币制混乱不堪。他还按照《周礼》,大改官制、官名,甚至分封了两千多个公、侯、伯、子、男,连官吏都搞不清楚那么复杂的名称,使政府机构难以运转,贪污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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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棘手的土地兼并、贫富不均、商人盘剥农民等社会问题。然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结果,不但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它更加激化,加深了社会危机,引来了绿林、赤眉起义。王莽所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如同流星般迅即消逝。光武中兴后,在东汉史臣的笔下,王莽终于成了西汉腐败政治的替罪羊。因此对于王莽的描绘众说纷纭:帝位篡夺者,最大的伪善者,舆论的操纵者,理想主义者,改革者,革命家等等,莫衷一是。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指出,王莽的土地国有和放免奴婢的努力,使他得到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一错置时代的称号。这是有所指的。著名学者胡适早在1928年就认为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国出现。美国历史学家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认为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非历史性的解释”。他指出,王莽不是班固《汉书》所说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从积极方面衡量,王莽是机智而能干的;从消极方面衡量,王莽不过是一个过分依赖古文经学的有点迂腐的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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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29.光 武 中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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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反对王莽的绿林军起义后,身居南阳的皇族刘、刘秀打着“复高祖之业”的旗帜,组成一支春陵军,响应绿林起义。此后又有一支赤眉军起义。公元25年,赤眉军逼近长安时,刘秀在鄗县(今河北柏乡北)县城南面的千秋亭即帝位(汉光武帝),宣告光复汉朝,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攻下洛阳,在此定都。史家把以长安为都的前汉称为西汉,把以洛阳为都的后汉称为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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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八世孙,他的六世祖长沙王刘发是景帝之子,刘发子刘买封为舂陵侯。到他父亲刘钦时,家道中衰,刘秀只身闯荡社会,进入太学,专心攻读《尚书》,回乡后又经历了种种生活磨难,为他日后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刘秀原本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虽游学京师,稍习经典,但并无宏大志愿,公开扬言:“作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执金吾不过是负责京都治安的长官,品位不高;阴丽华却是出身南阳富家的绝色美人,在刘秀起兵次年,便成了他的妻室。刘秀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是他自己也不曾预料的。刘秀重建汉朝,天下从乱走向治,从纷争走向统一,江山依旧,景况大变。王莽改制留下一个烂摊子,加之连年的内战,使元、成、哀、平以来不景气的社会,至此变得凋敝不堪,重建的汉朝已今非昔比。刘秀以他非凡的胆识才干,遵循“以柔道治之”的方略,创造了光武中兴的业绩。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把他的治术概括为简政以安民、进贤以励治、集权以统一,是极其精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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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简政,就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废除王莽的繁苛法令,恢复汉初的法简刑轻,以达到“务用安静”的局面。为此,屡次发布大赦令,平反冤狱,释放犯人。光武一朝刑法宽松,社会安定。简政的另一方面是裁减机构与官员,裁减了十分之一的郡国、四分之一的县级区划、十分之九的官员,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社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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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进贤,就是健全人才选拔制度。首先恢复汉初的贤良方正制度,选拔官吏;其次把征辟制度加以发展,“征”即皇帝下诏特征某人为官,“辟”即地方官推荐某人为官。为了防止舞弊,下诏以“四科”取士,一为品德高尚,二为博通经史,三为熟悉法令,四为能力才干。刘秀“理国以得贤才为本”的原则,为东汉王朝网罗了一批有用之才,他求贤若渴,诚意邀请隐居山野的老同学严光(字子陵)到京都洛阳担任谏议大夫,严光不为所动,回到故乡,在富春江畔垂钓,颐养余年,一时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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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集权,就是继承并发展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方针。其一,西汉末年把刺史改称州牧,秩禄从六百石增至二千石,但职权未变,并无一定的治所。刘秀定制,州牧复称刺史,有固定治所,向十二个州派出十二名刺史,以“六条问事”,每年年底回京报告,中央据此对地方官作出升降任免的决定。但是刺史权力过大,并且有了固定的治所,使州成为一级政区,为日后地方割据埋下了祸根,是始料不及的。其二,西汉末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谓三公改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由于外戚专权,例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大司徒形同虚设。刘秀恢复大司马为太尉,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但矫枉过正,“政不任下,虽置三公,备员而已”(仲长统语),把三公的职责移到本来替皇帝掌管文书的尚书台。但尚书令秩禄千石,三公秩禄万石,一个有权无位,一个有位无权,以此杜绝臣下作威作福。通过尚书台控制中央政府,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职权,使之成为虚位,不授予实权,日常政府事务由尚书台处理,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的加强,相权的削弱,在东汉前期正面效应是明显的,到了东汉后期皇帝无能,其负面效应便日益凸显,终于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挟主专权的后果,这也是当初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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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面临西汉末年的棘手社会问题——限田限奴婢,也就是限制土地兼并以及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王莽作了尝试没有成功,他力图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它。在东汉初建的十几年中,他六次下诏解放奴婢,三次下诏禁止虐杀奴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却遇到强大的阻力。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诏“度田”,即命州郡地方官检核垦田顷亩及农民户口年纪,如地方官夸大报告户口、垦田实绩,坐度田不实之罪。这是鉴于当时“天下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致使国家赋税收入受到损失这一实际情况,而制订的一项抑制豪强地主的措施。很明显,检核垦田顷亩对豪强地主不利,他们百般阻挠;地方长官或慑于豪强的压力,或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并不认真度田,故意扰乱,出现了地方官“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不公平现象,以及虚报度田实绩的欺瞒现象。京师洛阳及皇室发祥地南阳抗拒度田的势力最大,地方官束手无策。光武帝在批阅度田报告时,见陈留吏牍上写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便诘问缘故,官员答道:“河南(即洛阳)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一语道出了近亲、近臣这些最大的豪强地主,尽管田宅逾制,但无法检核的尖锐矛盾。光武帝颇不以为然,派遣官员考察属实后,以“坐度田不实罪”,处死了有关郡守十余人。虎头蛇尾,以后还是不了了之,垦田顷亩并未检核清楚。度田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对于促进荒地的开垦还是有作用的,建武十八年(42年)汝南太守开垦鸿郤陂数千顷,不仅郡内殷富,而且利及他郡,便是最显著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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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的重视,使光武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重视文治的帝王中的佼佼者。建国之初,他就下令恢复汉武帝的五经博士,《易》立四博士,《尚书》立三博士,《诗》立三博士,《礼》、《春秋》各立二博士,共十四博士,分别教授学生,并在洛阳建立大量图书馆,诸如辟雍、东观、兰台、石室等,营造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新建国立大学——太学。由国家奖励学问是从西汉开始的,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光武帝新建太学,规模更大。今洛阳太学遗址有两处:一处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与此邻近的另一处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有内外讲堂各一座,讲堂长十丈、宽八丈,讲堂附近建有太学生宿舍。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弟子,也称诸生,每年都要考试——射策和对策。与首都的太学相呼应,各地都办了地方学校——郡国学。全国上下重视教育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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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本人精通经学,也爱好谶纬。汉朝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以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解释五经,于是形成了一种谶纬之学。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常附有图,也称图谶;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的,是假托神意解经的书。谶纬之学兴盛于西汉末年,当时流传谶纬图书三十五种,东汉初年更为盛行,谶纬图书增至八十一种。刘秀不仅称帝时利用谶纬《赤伏符》,证明做皇帝合乎天命,而且在施政用人时也要引用谶纬,几乎言必称谶,事必依纬。中元元年(56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成为与五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法定经典。为此他下令在洛阳建造宣扬谶纬之学的礼教性建筑——明堂、灵台。明堂是宣明政教的场所,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等重大典礼都在此举行,坐落于洛阳平城门外,建筑呈上圆下方,有九室、三十六门、七十二窗。在这里,自然宗教与国家礼仪互相融合,互为表里。灵台是天文观测台,在平城门外明堂大路西侧,东对明堂,它的功能远远超越了观测日月星象,而与国家命运相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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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二年(57年),光武帝还没有来得及祀明堂、登灵台,就与世长辞。他的中兴大业为明帝、章帝所继承,水利专家王景治理黄河,出现了80多年没有灾害的盛况;匈奴侵扰问题得以解决,使南匈奴归附中原;班超出使西域,稳定了边境形势。他开创的东汉王朝,延续了1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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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30.清议与太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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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章帝时代中兴气象继续发展,和帝以后,中兴气象消失,由盛转衰,外戚与宦官专权是一个关键。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削弱相权,除了以尚书台控制中央机要,还在宫中任命一些宦官担任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官职,传达皇帝的诏旨,批阅尚书进呈的公文,使宦官权力陡然膨胀。从和帝以后,东汉的皇帝都是幼年继位,由母后临朝听政,而皇权加强、相权削弱,恰恰为外戚、宦官挟主专权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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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她的哥哥窦宪以大将军出任侍中,掌内廷和外朝大权,他的三个弟弟同时封侯,掌握机要,窦氏党羽都成了朝官或守令,刘家天下几乎成了窦家天下。深居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的和帝,利用宦官郑众掌握的部分禁军,剪除了窦氏势力。和帝为了酬谢郑众,封他为侯,让他参预朝政,开创了宦官封侯专权的先例。和帝死,临朝称制的邓太后不立和帝长子刘胜,而立才一岁的刘隆为殇帝,不到一年殇帝死,邓太后又立十三岁的藩王刘祐为安帝,掌实权的是邓太后和她的兄弟邓骘。邓太后死,安帝利用宦官李闰、江京剪除邓氏势力,而皇后阎氏的兄弟阎显等人也身居要职,形成宦官与外戚共同专权的奇特局面。安帝死,宦官孙程等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被废的太子)刘保为顺帝,杀阎显,把持朝政。顺帝为了抑制宦官,先后任命皇后梁氏之父梁商及其子梁冀为大将军。顺帝死,梁太后与梁冀先后立冲帝、质帝、桓帝,梁冀专擅朝政达二十年。桓帝利用宦官单超等人剪除梁氏之后,宦官独揽朝政,“手握王爵,口含天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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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循环往复,外戚和宦官走马灯似地交替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谋取小集团的利益,政治日趋腐败。外戚与宦官争夺权力的争斗,都拉拢一批官僚为帮手,形成朋党。当时的士人通过察举、征辟进入仕途,官僚利用察举、征辟的权力,与被举、被辟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官僚世家,门生故吏遍天下。于是,外戚、宦官与世家大族纠合在一起,左右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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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士大夫中也有一批独立不羁,不随波逐流的人,他们品评人物、抨击时弊,号称“清议”,在腐败成风的当时,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洛阳发生严重地震,顺帝下诏求言,李固在对策中直陈外戚宦官专权之弊,批评梁氏家族的显赫权势,建议削夺外戚的权力,还政于帝:他还注意到宦官权力太大,应该防止他们利用权力达到营私的目的。太史令张衡也呼吁应把威权归还给天子。顺帝汉安元年(142年),御史张纲与其他七名官员奉命分巡州郡,检查地方工作,其他七人皆出赴任,他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感叹道:“豺狼当路,安问狐狸?”立即上疏奏劾大将军梁冀及其弟河南尹梁不疑,京师为之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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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他们熟读经书,又关心时政,在舆论上支持清议派,因而太学自然成为清议的中心。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弹劾贪污的地方官以及宦官党羽,遭致贬官。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游行到皇宫,上书请愿,迫使桓帝赦免朱穆。两年后,刘陶还上书把当前政治腐败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皇帝本人,当今皇帝生活在闭塞状态之中,完全不了解国情。他请求皇帝注意秦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皇帝丧失了权力,为了扭转局面,他建议让正直的官员掌握中央的权力。他知道这种直言劝谏决不会被采纳,不无感慨地写道:“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灵帝时他出任谏议大夫,依然保持太学生时代的锋芒,上疏直陈“当今要急八事”,认为“天下大乱,皆由宦官”,遭宦官诋毁,下狱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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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榜名教的太学生看来,国家命运系于阉宦之手是奇耻大辱。由于宦官专权,贿赂公行,原先的察举征辟制度遭到破坏,原先的贤良对策为不定期选举,举孝廉(孝子、廉吏)为定期选举,这时奔竞者多,流弊丛生,“孝廉”两字异化为获取参政资格的幌子,与孝子、廉吏本义相去甚远。太学生、郡国生徒的升官途径受阻,使他们愤愤不平,抨击讽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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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秀才,不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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