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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第良将怯如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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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生最为推崇的官僚，是敢于反对宦官的李膺、陈蕃、王畅等人，这从他们品评这些官僚的评语中流露得淋漓尽致：“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李膺作为“清议”派首领，抨击弊政不避怨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他与太学生领袖郭泰等结交，反对宦官专政，被人诬告“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延熹九年（166年）桓帝按照宦官的要求，下令逮捕李膺及其“党人”二百多名，由于外戚窦武出面援救才于次年赦免回乡，但禁锢终身，不许为官。这是第一次“党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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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舆论都同情“党人”，清议派把那些遭迫害的仁人志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引为社会楷模。史书上说：“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党人”范滂出狱还乡，南阳士大夫都出城迎接，车辆达几千辆之多，显然把他视作衣锦荣归的英雄。度辽将军皇甫规以不在党籍为耻，竟上表自请依“党人”治罪。可见在昏天黑地的年代，社会的良知并未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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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帝死，幼小的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以大将军身份掌权，与太傅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企图一举消灭宦官势力。宦官发动宫廷政变，劫持窦太后，挟制灵帝，窦武兵败自杀。陈蕃率僚属及太学生八十多人，冲入宫门，被捕后死于狱中。宦官乘机诬告“党人”谋反，大肆逮捕，甚至牵连到妻子、兄弟、朋友，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其亲属，都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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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事件毫无疑问是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冤案，被诬为“党人”者，其实并没有结成什么“党”，所谓“共为部党”云云全是诬陷不实之词。诚然，那些“党人”并非无可非议，但从主流上看，他们毕竟反映了社会舆论、传统道德，敢于向腐朽的政治权力挑战。尽管腐朽的政治权力可以剥夺“党人”的官职、自由乃至生命，却无法左右舆论，更不可能改变追随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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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带有党派色彩的政治斗争，也是第一次出现的学生运动，李膺、陈蕃、刘陶等人不畏强暴、伸张正义的气概为后人所景仰，正如《后汉书》所说：“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遭到党锢之祸迫害的清流名士赞颂备至：依仁蹈义，舍命不渝，夏商周三代以来，风俗之美，没有超过这一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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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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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31． 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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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 thofen）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译成英文便是The silk road。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一书中，把丝绸之路延伸至地中海西岸。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大量与此有关的遗迹、遗物，使研究丝绸之路成为一门专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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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不仅农业有长足进步，手工业也令人刮目相看，纺织业尤其如此。男耕女织的农民家庭手工纺织业，多半生产麻布、葛布、绢帛，产品部分自给，部分作为商品出售。一些城市有发达的手工业作坊，从事大规模生产，制作各种精美的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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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软（dài）侯妻子的墓室，随葬大量丝织品：绢、罗、纱、锦、绣、绮等，用织、绣、绘等花纹制作工艺，制作出动物纹、云纹、变形云纹、菱形几何纹等鲜艳夺目的丝织品。其中的纱，料质轻而薄，一件用素色纱做成的禅（dān）衣（单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但重量只有49克，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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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丝绸之国，丝织品产量很大，除国内服用外，还销往匈奴、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从那时起，从中国通向中亚、欧洲的商路，开始以丝绸而驰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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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来，人们把今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中亚以及更远的地方统称西域。狭义的西域则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为汉朝沟通西域的功臣是张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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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向西域扩展是和匈奴对抗的直接后果。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阿富汗北）夹击匈奴；第二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乌孙（今新疆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夹击匈奴。目的都是为了“断匈奴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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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所见张骞通西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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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率一百多人的使团西行，被匈奴拘留达十年之久，终于抵达大月氏，并亲历了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大夏（今阿姆河南）、康居（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等地。当张骞返回首都长安时，使团只剩下了两人。张骞向汉武帝建议与西域各国建立正式的联系，汉武帝欣然同意，于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出使乌孙，随行三百多人，带去了给西域各国的礼物牛羊、黄金和丝织品。张骞成功地和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建立了联系，完成了探索沟通西域的史诗般功业。张骞归国后向汉武帝所提供的报告，对上述各国作了描述，为了解当时中亚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今人仍可从《史记 · 大宛列传》中看到当时的盛况。汉的使臣后来还到达奄蔡（今里海东岸）、安息（波斯即今伊朗）、条支、黎靬（今地中海东岸）。中亚、西亚各国经常派人到长安访问、贸易，汉朝为了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往来与贸易，修筑道路，设置驿馆。汉朝丝绸的出口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亚、西亚运到罗马帝国，成了罗马元老院议员和其他贵族的夫人的珍贵服饰；罗马的铁制品、玻璃、金银由西向东，流入了汉朝。汉朝用丝绸向中亚换回马匹和玉器，并引进了新的作物和果品，如苜蓿、石榴、葡萄等。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它们之间的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安息（即波斯）人的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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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为了开拓这条丝绸之路所花的代价是巨大的。据张春树《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一文估计：仅汉武帝一代，对这些地区用兵，先后累计骑兵一百二十万人次、步兵九十万人次、后勤补给人员一千万人次，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全国总动员。财力消耗更为惊人，单就开辟、经营河西来说，所费至少在一千亿钱上下，而当时国家全年收入仅四十亿钱。这样地倾注全国人力财力作军事扩张，开拓新地，而又持续如此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汉武帝开始对河西作系统的经营，先是军事开拓，后是屯田开发，把屯垦与戍守合二为一。征伐大宛成功后，汉朝经营的地域已向西至敦煌以西、葱岭以东一带。都尉屯田区经过一段时间后变成后方已开发区，于是都尉区改制为县，若干县成为一郡，著名的河西四郡中的酒泉、张掖、敦煌三郡就是这样发展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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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汉代烽燧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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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首都长安西往河西走廊有北、中、南三条路线，河西走廊西行的路线只有一条：由武威至张掖至酒泉，然后至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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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西去，经玉门关、阳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鄯善沿南山（今昆仑山）北麓至莎车，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zhī）、安息诸国，称为南道，再西去可抵达大秦（罗马）；另一条是沿北山（今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可以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称为北道，再往西可抵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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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南北两条商路，是当时中国和中亚、西亚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绸，所以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罗马帝国的人民把汉朝的丝绸当作珍贵的物品，对东方“丝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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