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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都护衙门是汉朝驻西域军队的总指挥部，也拥有控制和调节西域各国的广泛政治权力。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朝在车师（今吐鲁番）地区设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隶属于西域都护。有了这种可靠的保障，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西瓜、蒜、金桃等，陆续被引往东土；西域的马、骆驼也源源东来；汉朝的丝绸、铁器以及铸铁、凿井技术传到了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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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立后，一方面由于忙于内部事务，另一方面为了节约财政开支，光武帝拒绝了西域各国重建西域都护的请求。汉与西域的通道被匈奴阻断。明帝时东汉发动了对匈奴的征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随统帅窦固出击北匈奴，不久奉命率吏士三十六人赴西域。他攻杀匈奴派驻鄯善的人员，又废亲附匈奴的疏勒王，巩固了汉在西域的统治。章帝初，北匈奴在西域反扑，他在疏勒等地坚守。从章和元年（87年）到永元六年（94年），陆续平定莎车、龟兹（qiū cí）、焉耆，并击退大月氏的入侵，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永元三年（91年）以后他任西域都护的十年中，东汉对西域的控制最为巩固，五十余国派遣质子带着贡赋前往洛阳。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西行一直到达条支海（地中海）边。那时中国的丝绸已输入大秦，主要是由安息人（波斯人）转运的，安息人恐怕开辟了从汉到大秦的通商道路，影响其传统的商业利益，故意向甘英夸大海上交通的险恶，致使甘英没有再向前进。甘英是历史上第一个探辟欧亚交通的人，功不可没。班超在西域奋斗了三十年，永元十四年（102年）回到洛阳，一个月后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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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赫德森在《欧洲和中国》第三章“丝绸贸易”中说，纪元后最初几个世纪，在罗马的塔斯丘斯街上有个中国丝绸市场。这种丝绸交易乃是古代最具深远影响的大规模商业……罗马上流社会需求丝绸的风尚，也存在于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所以这一丝绸贸易就曳着其精美料子的线头，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横越整个旧大陆，形成了一个共同经济联盟。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西去的丝绸，在历史上留下了明显的影响。对于中亚诸国的首领们而言，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对于罗马帝国而言，丝绸是一种奢侈的衣料，为了进口这些物品给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上世纪末至20世纪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古国，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刺绣服饰的出土，依稀可以看到当年丝绸之路的繁华状况。在鄯善、车师、龟兹、乌孙、于阗以及尼雅河流域当地人的墓葬中，发现许多汉锦、丝绸、铁器、装饰品，表明当时中原与西域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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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之得名是因为中国所产丝绸最初是由这条道路运往地中海的西方世界，它的著名虽然由于通商，但它的更大贡献却是沟通东西文化交流，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是由这条丝路传入近东再传至欧洲的，后来印刷术、火药的西传也是如此；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由此路向东传入中国。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一条改变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大通道，它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明，而且促成了这两个文明的互相渗透。西方学者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先后在楼兰废墟、婼羌、尼雅、和阗一带发现丝绸之路的遗迹、遗物，如毛笔、竹简、木牍、纸、残绢、古钱、汉镜、陶器、《战国策》残卷，以及梵文贝叶、怯（qū）卢文、婆罗文、窣（sū）利文的文书等。经过中外专家长期研究，怯卢文书之谜得以揭开，它用阿拉米字母拼写自己的文字，是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一种方言，最早流行于古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公元2世纪传入大夏，以后传入塔里木盆地一带，成为那里的通行文字。1940年英国学者贝罗（T. Burrow）出版了《中国突厥斯坦所出怯卢文书译文集》，1988年中国学者林梅村出版了《沙海古卷——中国所出怯卢文书（初集）》。这一切都使丝绸之路的研究愈益趋向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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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32．小农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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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小农经济非常发达，有田自耕的小农是全国编户齐民的基本部分。当时的编户齐民有“大家”、“中家”、“小家”之别。“大家”也称“上家”、“大姓”，崔寔（shí）《政论》所说“上家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大抵是豪强地主。“中家”是一些中小地主，当时有“百金，中人十家之产”的流行说法。居延汉简所载，礼忠有田五顷，小奴二人，大婢一人，另有马、牛、牛车、轺车等，家资约十五万钱，可算中家的一个典型。“小家”也称“下户”，即自耕农，拥有数十亩田地，耕作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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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发掘出景帝二年南郡江陵县郑里廪簿，显示了自耕农家庭结构与耕地状况。该里25户共计105口，平均每户4口，能田成丁男女69口，合计耕地617亩，最多一户有田54亩，最少一户有田8亩，平均每户24.7亩，平均每能田成丁占田9亩。显然，先秦时代“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已经不是汉代自耕农的真实写照了。从上述郑里廪簿看来，一般自耕农的耕地不超过50亩。居延汉简所载农户徐宗，有田50亩、牛2头，可以看作较典型的自耕农。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不仅是国家租赋徭役（包括土地税——田租和，人口税——算赋和口赋，财产税——算訾，代役税——更赋）的主要承担者，而且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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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技术在汉朝有明显的进步，耦犁与耧犁，代田法与区（读作ōu，坎之意）田法可以作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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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 · 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封丞相为富民侯，又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掌管军粮的官职）。赵过发明耦犁耕作法，“用耦犁，二牛，三人”，即两犁并耕，前面两人牵两牛，后面一人掌犁，掘土可宽过一尺。耦犁的出现显示了前所未见的人力、牛力协作的扩大，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赵过的另一发明是耕播合一的耧犁，用一牛牵三犁，一面犁田一面播种，是中国农业史上最早的播种器。这种新技术，对于拥有较大面积耕地、较多畜力与人力的农家，是极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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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耦耕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代田法，《汉书 · 食货志》说：“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这就是说，把一亩土地分成三条甽，宽一尺、深一尺，甽上是陇（垄），也宽一尺。甽陇相间，把种子播在甽里，发芽长叶后，除去陇边杂草，拨陇土培附苗根，既抗风又抗旱，是旱地农作的好方法。它的特点是在一亩土地上实现甽陇相代的间作休耕法，即今年的甽明年便是陇，今年的陇明年便是甽，一亩土地整体上并不休耕，局部上却实现了休耕。代田法比不分甽陇的缦田法产量可以每亩多收一斛，理想的情况下可以增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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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代田法各有千秋的是区田法。它的优越性在于，在小面积土地上以精耕细作的方法提高产量。代田法必须使用两牛三人的耦犁耕作，才能开出深宽各一尺的甽、陇，单靠人力不能胜任。区田法则不然，它对于缺乏耕牛或在发生牛疫时期，收效尤为明显。《齐民要术》引《氾胜之书》详细介绍了汉朝的区田法。氾胜之，西汉成帝时任议郎，在三辅地区教农耕作。此书仅佚文三千余字，关于区田法的记载最有特色。坎种作为标准的区田法，是在一亩耕地上区划成一尺五寸见方的棋盘状，在一尺五寸见方的土地上，掘方六寸、深六寸、间隔九寸的“区”。一亩可作成3840区或3700区至1072区不等，每区播种粟二十粒，加美粪一升。秋收时每区可收粟三升，一亩即达百斛。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估计，不过可以获得高产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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耧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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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它是一种高度集约化的经营方法，要求在小块土地上投入密集的劳动，是缺乏耕牛的小农经营土地的标准技术。它的特点是不需牛犁，依靠人力深耕、密植、足肥、勤灌，在小面积土地上获取高产，在防治牛疫、旱荒方面成效尤其显著，所以为后世所沿用。《后汉书 · 刘般传》说：“明帝永平年间……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晋书 · 段灼传》说：“邓艾欲积谷强兵，以待有事，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足见区田法经历了实践的考验，愈益显示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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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的每一步发展，必然伴随着土地兼并，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乃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社会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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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至西汉前期，政府为了扶植自耕农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对豪强地主采取抑制政策。西汉后期至东汉，情况不同了，政府对豪强地主采取妥协甚至纵容的政策，尤其是东汉初年度田遭到豪强抵制后，豪强势力的发展完全无所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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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策的转换乃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汉武帝时代以耦犁、耧犁为主要形式的铁农具与牛耕技术的发展，建立在两牛三人的耦耕技术上的代田法的推广，为豪强地主的大面积经营提供了强大的生产力。他们在土地、牲畜、劳动人手上的优势，使他们比自耕农处于有利地位，可以装备先进的耦犁、耧犁，实行两牛三人的耦耕，可以垦辟大片土地。这是豪强地主在西汉中期以后获得迅猛发展的重要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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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四民月令》一卷，仿效《礼记 · 月令》的体例，如实地记录了当时豪强田庄内逐月的农事安排，提供了豪强田庄经营的实录。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桓帝、灵帝时代历任五原太守、议郎、辽东太守，后升任尚书，退隐后撰写了《四民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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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月令》记述豪强地主的生活，把一年十二个月中的农事和祭祀、礼仪活动，逐月予以记录，涉及耕地、播种、育苗、收藏，也涉及织布、酿酒、制药，以及贩卖、收购，是研究东汉豪强田庄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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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庄里种植的粮食有麦、稻、豆、黍等，蔬菜有瓜、瓠、葵、韭、葱、蒜、芜菁、芥等，经济作物有麻、桑、蓝等。家庭手工业主要是“治丝织帛”、“折麻织布”，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染色、缝纫，还有酿造、农具兵器制造、药材采制等，形成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半封闭式经济单位。在这里，粮食生产是主要经济部门，其次是桑麻栽培，再次是畜牧业、果蔬业、竹木业。家庭手工业中的纺织、酿造的产品主要为了自给，而不是为了出卖。不过农副业的剩余产品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从月令中可以看到逐月进行的买卖记录，卖出的有粟、麦、黍、豆、麻、缣帛、弊絮、布之类，买进的有稻、粟米、小豆、麻子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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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是田庄里的基本生产者，称为徒附，是农村中的贫弱下户，他们不同于奴婢，是佣耕——雇农，有自己的家庭和独立的经济。田庄里也有少量奴婢，称为缝人、女工、蚕妾，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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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强在田庄里聚族而居，宗族内有共同的活动，围绕祖祢祭祀而展开。大祭是元旦之祭，族长在三天前作好准备，到了那天率族人祭祀祖祢，进酒降神。祭祀完毕，一族按尊卑大小在先祖前顺序列坐，向族长祝寿。祖祢之祭还在正月上灯之日、二月大社之日、五月夏至之日、八月祀泰社之日、十一月冬至之日举行，最后以十二月的腊祭而告终。此外还有墓祭、门祭、先穑（农业神）祭等。从祖祢之祭及与此相关的宗族公共活动来看，宗族聚族而居的纽带是家族宗法观念，从二月大社之日、八月泰社之日的社祭——祭祀土地神的活动，以及先穑祭这种祭祀农业神的活动中，可以窥知当时还残留着先秦时代的习俗。同宗的人，有相恤相助之义，使同一宗族内的阶级分化蒙上一层模糊色彩和温情脉脉的面纱。《四民月令》如此写道：在举行祖祢祭祀时，“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宗主还按不同的时节和亲疏关系，“存问九族，赈赡穷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