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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向西域扩展是和匈奴对抗的直接后果。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阿富汗北）夹击匈奴；第二次西使，旨在为汉联结乌孙（今新疆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夹击匈奴。目的都是为了“断匈奴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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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所见张骞通西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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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率一百多人的使团西行，被匈奴拘留达十年之久，终于抵达大月氏，并亲历了大宛（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大夏（今阿姆河南）、康居（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等地。当张骞返回首都长安时，使团只剩下了两人。张骞向汉武帝建议与西域各国建立正式的联系，汉武帝欣然同意，于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出使乌孙，随行三百多人，带去了给西域各国的礼物牛羊、黄金和丝织品。张骞成功地和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建立了联系，完成了探索沟通西域的史诗般功业。张骞归国后向汉武帝所提供的报告，对上述各国作了描述，为了解当时中亚提供了宝贵的依据。今人仍可从《史记 · 大宛列传》中看到当时的盛况。汉的使臣后来还到达奄蔡（今里海东岸）、安息（波斯即今伊朗）、条支、黎靬（今地中海东岸）。中亚、西亚各国经常派人到长安访问、贸易，汉朝为了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往来与贸易，修筑道路，设置驿馆。汉朝丝绸的出口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亚、西亚运到罗马帝国，成了罗马元老院议员和其他贵族的夫人的珍贵服饰；罗马的铁制品、玻璃、金银由西向东，流入了汉朝。汉朝用丝绸向中亚换回马匹和玉器，并引进了新的作物和果品，如苜蓿、石榴、葡萄等。尽管有了丝绸之路，但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往来，它们之间的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安息（即波斯）人的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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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为了开拓这条丝绸之路所花的代价是巨大的。据张春树《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一文估计：仅汉武帝一代，对这些地区用兵，先后累计骑兵一百二十万人次、步兵九十万人次、后勤补给人员一千万人次，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全国总动员。财力消耗更为惊人，单就开辟、经营河西来说，所费至少在一千亿钱上下，而当时国家全年收入仅四十亿钱。这样地倾注全国人力财力作军事扩张，开拓新地，而又持续如此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汉武帝开始对河西作系统的经营，先是军事开拓，后是屯田开发，把屯垦与戍守合二为一。征伐大宛成功后，汉朝经营的地域已向西至敦煌以西、葱岭以东一带。都尉屯田区经过一段时间后变成后方已开发区，于是都尉区改制为县，若干县成为一郡，著名的河西四郡中的酒泉、张掖、敦煌三郡就是这样发展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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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汉代烽燧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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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首都长安西往河西走廊有北、中、南三条路线，河西走廊西行的路线只有一条：由武威至张掖至酒泉，然后至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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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西去，经玉门关、阳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鄯善沿南山（今昆仑山）北麓至莎车，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zhī）、安息诸国，称为南道，再西去可抵达大秦（罗马）；另一条是沿北山（今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可以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称为北道，再往西可抵大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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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南北两条商路，是当时中国和中亚、西亚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绸，所以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罗马帝国的人民把汉朝的丝绸当作珍贵的物品，对东方“丝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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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都护，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都护衙门是汉朝驻西域军队的总指挥部，也拥有控制和调节西域各国的广泛政治权力。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朝在车师（今吐鲁番）地区设立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隶属于西域都护。有了这种可靠的保障，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西瓜、蒜、金桃等，陆续被引往东土；西域的马、骆驼也源源东来；汉朝的丝绸、铁器以及铸铁、凿井技术传到了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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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立后，一方面由于忙于内部事务，另一方面为了节约财政开支，光武帝拒绝了西域各国重建西域都护的请求。汉与西域的通道被匈奴阻断。明帝时东汉发动了对匈奴的征讨。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班超随统帅窦固出击北匈奴，不久奉命率吏士三十六人赴西域。他攻杀匈奴派驻鄯善的人员，又废亲附匈奴的疏勒王，巩固了汉在西域的统治。章帝初，北匈奴在西域反扑，他在疏勒等地坚守。从章和元年（87年）到永元六年（94年），陆续平定莎车、龟兹（qiū cí）、焉耆，并击退大月氏的入侵，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永元三年（91年）以后他任西域都护的十年中，东汉对西域的控制最为巩固，五十余国派遣质子带着贡赋前往洛阳。永元九年（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西行一直到达条支海（地中海）边。那时中国的丝绸已输入大秦，主要是由安息人（波斯人）转运的，安息人恐怕开辟了从汉到大秦的通商道路，影响其传统的商业利益，故意向甘英夸大海上交通的险恶，致使甘英没有再向前进。甘英是历史上第一个探辟欧亚交通的人，功不可没。班超在西域奋斗了三十年，永元十四年（102年）回到洛阳，一个月后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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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赫德森在《欧洲和中国》第三章“丝绸贸易”中说，纪元后最初几个世纪，在罗马的塔斯丘斯街上有个中国丝绸市场。这种丝绸交易乃是古代最具深远影响的大规模商业……罗马上流社会需求丝绸的风尚，也存在于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所以这一丝绸贸易就曳着其精美料子的线头，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横越整个旧大陆，形成了一个共同经济联盟。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西去的丝绸，在历史上留下了明显的影响。对于中亚诸国的首领们而言，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对于罗马帝国而言，丝绸是一种奢侈的衣料，为了进口这些物品给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上世纪末至20世纪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当时存在的一些古国，大量精美的丝织品、刺绣服饰的出土，依稀可以看到当年丝绸之路的繁华状况。在鄯善、车师、龟兹、乌孙、于阗以及尼雅河流域当地人的墓葬中，发现许多汉锦、丝绸、铁器、装饰品，表明当时中原与西域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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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之得名是因为中国所产丝绸最初是由这条道路运往地中海的西方世界，它的著名虽然由于通商，但它的更大贡献却是沟通东西文化交流，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是由这条丝路传入近东再传至欧洲的，后来印刷术、火药的西传也是如此；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由此路向东传入中国。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一条改变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大通道，它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明，而且促成了这两个文明的互相渗透。西方学者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先后在楼兰废墟、婼羌、尼雅、和阗一带发现丝绸之路的遗迹、遗物，如毛笔、竹简、木牍、纸、残绢、古钱、汉镜、陶器、《战国策》残卷，以及梵文贝叶、怯（qū）卢文、婆罗文、窣（sū）利文的文书等。经过中外专家长期研究，怯卢文书之谜得以揭开，它用阿拉米字母拼写自己的文字，是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一种方言，最早流行于古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公元2世纪传入大夏，以后传入塔里木盆地一带，成为那里的通行文字。1940年英国学者贝罗（T. Burrow）出版了《中国突厥斯坦所出怯卢文书译文集》，1988年中国学者林梅村出版了《沙海古卷——中国所出怯卢文书（初集）》。这一切都使丝绸之路的研究愈益趋向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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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32．小农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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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小农经济非常发达，有田自耕的小农是全国编户齐民的基本部分。当时的编户齐民有“大家”、“中家”、“小家”之别。“大家”也称“上家”、“大姓”，崔寔（shí）《政论》所说“上家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君之土”，大抵是豪强地主。“中家”是一些中小地主，当时有“百金，中人十家之产”的流行说法。居延汉简所载，礼忠有田五顷，小奴二人，大婢一人，另有马、牛、牛车、轺车等，家资约十五万钱，可算中家的一个典型。“小家”也称“下户”，即自耕农，拥有数十亩田地，耕作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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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发掘出景帝二年南郡江陵县郑里廪簿，显示了自耕农家庭结构与耕地状况。该里25户共计105口，平均每户4口，能田成丁男女69口，合计耕地617亩，最多一户有田54亩，最少一户有田8亩，平均每户24.7亩，平均每能田成丁占田9亩。显然，先秦时代“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已经不是汉代自耕农的真实写照了。从上述郑里廪簿看来，一般自耕农的耕地不超过50亩。居延汉简所载农户徐宗，有田50亩、牛2头，可以看作较典型的自耕农。这种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不仅是国家租赋徭役（包括土地税——田租和，人口税——算赋和口赋，财产税——算訾，代役税——更赋）的主要承担者，而且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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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技术在汉朝有明显的进步，耦犁与耧犁，代田法与区（读作ōu，坎之意）田法可以作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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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 · 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封丞相为富民侯，又下诏说，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掌管军粮的官职）。赵过发明耦犁耕作法，“用耦犁，二牛，三人”，即两犁并耕，前面两人牵两牛，后面一人掌犁，掘土可宽过一尺。耦犁的出现显示了前所未见的人力、牛力协作的扩大，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赵过的另一发明是耕播合一的耧犁，用一牛牵三犁，一面犁田一面播种，是中国农业史上最早的播种器。这种新技术，对于拥有较大面积耕地、较多畜力与人力的农家，是极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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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耦耕具有同样意义的是代田法，《汉书 · 食货志》说：“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这就是说，把一亩土地分成三条甽，宽一尺、深一尺，甽上是陇（垄），也宽一尺。甽陇相间，把种子播在甽里，发芽长叶后，除去陇边杂草，拨陇土培附苗根，既抗风又抗旱，是旱地农作的好方法。它的特点是在一亩土地上实现甽陇相代的间作休耕法，即今年的甽明年便是陇，今年的陇明年便是甽，一亩土地整体上并不休耕，局部上却实现了休耕。代田法比不分甽陇的缦田法产量可以每亩多收一斛，理想的情况下可以增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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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代田法各有千秋的是区田法。它的优越性在于，在小面积土地上以精耕细作的方法提高产量。代田法必须使用两牛三人的耦犁耕作，才能开出深宽各一尺的甽、陇，单靠人力不能胜任。区田法则不然，它对于缺乏耕牛或在发生牛疫时期，收效尤为明显。《齐民要术》引《氾胜之书》详细介绍了汉朝的区田法。氾胜之，西汉成帝时任议郎，在三辅地区教农耕作。此书仅佚文三千余字，关于区田法的记载最有特色。坎种作为标准的区田法，是在一亩耕地上区划成一尺五寸见方的棋盘状，在一尺五寸见方的土地上，掘方六寸、深六寸、间隔九寸的“区”。一亩可作成3840区或3700区至1072区不等，每区播种粟二十粒，加美粪一升。秋收时每区可收粟三升，一亩即达百斛。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估计，不过可以获得高产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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