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耧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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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它是一种高度集约化的经营方法，要求在小块土地上投入密集的劳动，是缺乏耕牛的小农经营土地的标准技术。它的特点是不需牛犁，依靠人力深耕、密植、足肥、勤灌，在小面积土地上获取高产，在防治牛疫、旱荒方面成效尤其显著，所以为后世所沿用。《后汉书 · 刘般传》说：“明帝永平年间……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晋书 · 段灼传》说：“邓艾欲积谷强兵，以待有事，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足见区田法经历了实践的考验，愈益显示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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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的每一步发展，必然伴随着土地兼并，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富两极分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乃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社会正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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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至西汉前期，政府为了扶植自耕农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对豪强地主采取抑制政策。西汉后期至东汉，情况不同了，政府对豪强地主采取妥协甚至纵容的政策，尤其是东汉初年度田遭到豪强抵制后，豪强势力的发展完全无所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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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策的转换乃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汉武帝时代以耦犁、耧犁为主要形式的铁农具与牛耕技术的发展，建立在两牛三人的耦耕技术上的代田法的推广，为豪强地主的大面积经营提供了强大的生产力。他们在土地、牲畜、劳动人手上的优势，使他们比自耕农处于有利地位，可以装备先进的耦犁、耧犁，实行两牛三人的耦耕，可以垦辟大片土地。这是豪强地主在西汉中期以后获得迅猛发展的重要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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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寔《四民月令》一卷，仿效《礼记 · 月令》的体例，如实地记录了当时豪强田庄内逐月的农事安排，提供了豪强田庄经营的实录。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桓帝、灵帝时代历任五原太守、议郎、辽东太守，后升任尚书，退隐后撰写了《四民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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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月令》记述豪强地主的生活，把一年十二个月中的农事和祭祀、礼仪活动，逐月予以记录，涉及耕地、播种、育苗、收藏，也涉及织布、酿酒、制药，以及贩卖、收购，是研究东汉豪强田庄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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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庄里种植的粮食有麦、稻、豆、黍等，蔬菜有瓜、瓠、葵、韭、葱、蒜、芜菁、芥等，经济作物有麻、桑、蓝等。家庭手工业主要是“治丝织帛”、“折麻织布”，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染色、缝纫，还有酿造、农具兵器制造、药材采制等，形成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半封闭式经济单位。在这里，粮食生产是主要经济部门，其次是桑麻栽培，再次是畜牧业、果蔬业、竹木业。家庭手工业中的纺织、酿造的产品主要为了自给，而不是为了出卖。不过农副业的剩余产品也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从月令中可以看到逐月进行的买卖记录，卖出的有粟、麦、黍、豆、麻、缣帛、弊絮、布之类，买进的有稻、粟米、小豆、麻子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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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人”是田庄里的基本生产者，称为徒附，是农村中的贫弱下户，他们不同于奴婢，是佣耕——雇农，有自己的家庭和独立的经济。田庄里也有少量奴婢，称为缝人、女工、蚕妾，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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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强在田庄里聚族而居，宗族内有共同的活动，围绕祖祢祭祀而展开。大祭是元旦之祭，族长在三天前作好准备，到了那天率族人祭祀祖祢，进酒降神。祭祀完毕，一族按尊卑大小在先祖前顺序列坐，向族长祝寿。祖祢之祭还在正月上灯之日、二月大社之日、五月夏至之日、八月祀泰社之日、十一月冬至之日举行，最后以十二月的腊祭而告终。此外还有墓祭、门祭、先穑（农业神）祭等。从祖祢之祭及与此相关的宗族公共活动来看，宗族聚族而居的纽带是家族宗法观念，从二月大社之日、八月泰社之日的社祭——祭祀土地神的活动，以及先穑祭这种祭祀农业神的活动中，可以窥知当时还残留着先秦时代的习俗。同宗的人，有相恤相助之义，使同一宗族内的阶级分化蒙上一层模糊色彩和温情脉脉的面纱。《四民月令》如此写道：在举行祖祢祭祀时，“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宗主还按不同的时节和亲疏关系，“存问九族，赈赡穷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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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月令》所反映的豪强田庄，从规模上看是一种大地产经营，涉及农、林、牧、副、渔各业，但从经济学的视角加以审视，它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同时代的自耕农相比较，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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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掘也为今人了解当时农村实态提供了例证。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墓主人是一个县级官吏，他的田庄坐落于丘陵、森林地带，有宅院、水井、车棚、打谷场、牛栏、羊栏、猪圈、马厩，人们在从事各种劳作：采桑、耕田、锄草，还有的在牧场上放牧马、牛、羊。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的壁画上，画着十一口井、一个瞭望塔、四间仓库、三间磨坊、五间猪圈、一间羊栏、两间厨房。这是墓主人生前田园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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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酿酒画像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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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奠定了两汉时期繁荣盛世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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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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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33．科学技术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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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科学史权威薮内清精辟地指出：“在古代文明中，天文学一直属于高层次的科学，而且深深地染上了世界各种文明时代所具有的特色。构成中国天文学史主流的是历法研究和以占星术为目的的天文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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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我们的先人就关心宇宙形态、地球在天空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天体的关系。春秋战国五百年间，政权更迭频繁，占星家们各事其主，大行其道，引起统治者对天象观测的重视。《春秋》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哈雷彗星每七十六年回归一次，从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到清末，每次都有详细记录。近代西方天文学家曾利用这些连续观测数据，来推算哈雷彗星的轨道。古人相信天象和人世间的政事是互动的，天象会干预人间，人事也会感应上天，因此对天文学的研究一直不曾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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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出现了解释这些问题的不同学说。其一是公元前2世纪提出的一种理论——盖天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盖在地上，天像一个顶戴着的笠帽，地像一个倒伏的盆子；天每日旋转一次，形成了地球之上的苍穹；天有星座，北极星形成众星座围绕它转动的中心。其二是大约公元1世纪以后提出的浑天说，天被设想为围绕地球四周的空间的扩大，天的圆周可分成365 1/4度，大地则是一个球形。在张衡看来，“浑天如鸡子”，天和地的关系就像蛋壳包蛋黄那样，天外地内。其三是汉末出现的宣夜说，认为地以外都是气体，天之所以呈蓝色，是距离我们太远的缘故。认识到天是无边无际的，各星座在它周围随意地、独立地运动；天体是漂浮在无限空间中的气球体，在没有日月星辰的部分也不是真空，仍有气体存在，不过不会发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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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天体学说，比流行于民间的天圆地方观念——圆天覆盖着方地，大大地前进一步。但天圆地方观念仍牢固存在，东汉初年建造的宣扬政教的明堂，设计成上圆下方形的建筑，就体现了圆穹包着方地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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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对天象的观测与王朝的政治密切相关，天象观测的仪器日益精巧。汉武帝时，落下闳改进了浑仪中的赤道装置，奠定古代浑仪的基本形式；以后，耿寿昌发展了“赤道仪”，和帝永元十四年（102年），贾逵制造了“黄道仪”，测定了二十八宿黄道距度和太阳月亮的运行度数；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张衡制造了浑天仪，以铜质的空心圆球为主体，上刻日月星辰的位置，叫做天球，用水力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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