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46344
东京依汴水建城，汴水北通黄河，南通淮河、长江，因此东京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食、沿海各地的水产、辽与西夏的牛羊，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酒、果品、茶、丝绢、纸、书籍，还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的香料与珍珠。东京浓厚的商业气息，昭示着北宋的商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说：“现有的书籍每说到宋朝，总离不了提及公元1021年的国家收入总数为15000万，每一单位代表铜钱1000文。其原文出自《宋史 · 食货志》会计部分……然而根据当日折换率，以上总值黄金1500万两至1800万两之间，粗率地以今日美金400元值黄金一两计算，则上数相当于美金60亿至70亿。当时全世界没有其他场所，国富如此大数量地流通。”此后，他在《黄河青山》中，再次重申上述观点，指出：“其他地方看不到这样富足的政府财政。”
1707046345
1707046346
在这种背景下，货币也发生了突破性的变革——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1707046347
1707046348
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金银作为货币的流通量不大。当时每年铸造的铜钱已是唐朝的一二十倍，大约有1.5万多吨，仍旧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商品流通的需求，出现了“钱荒”。何况铜钱、铁钱体积大、分量重，对于长途贩运贸易或巨额批发交易，十分不便。于是纸币应运而生，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户富商联手发行一种钱券，称为“交子”。这种交子是由商业中的信用关系（俗称赊）孕育出来的一种容易携带的轻便货币。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收回发行纸币的权利，在益州设立“交子务”，负责印刷、发行交子，改变了先前私家发行时没有固定面额和流通期限、没有资金准备与兑现保障的缺点，规定每两年一界，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余贯，备本钱三十六万贯铁钱，以便持交子者在取现钱时兑取。这种政府发行的纸币的特点是，面额固定并盖有官印，用户纳入现钱换取交子时，要把商业字号登记入簿，兑现时按字号销账，以防伪造；用户纳入现钱兑换交子时，要扣下三十文钱入官，作为纸墨费，不同于民间交子兑现时才收利息；它有一定流通期限，有固定机构负责印刷、发行和回笼。起初交子只在川峡路流通，后来扩大到陕西路、河东路，政府便在开封设置交子务，负责面向全国的交子的发行事宜。南宋时由于铜钱大量外流，钱荒愈加严重，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有四川钱引、湖广会子、两淮交子（以铁钱为本位）、东南会子（以铜钱为本位）。所谓“会子”，原先叫“便钱会子”，是市场金融关系中自发产生的，“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当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大约在12世纪四五十年代，才发展成为兼有流通职能的铜钱兑换券。
1707046349
1707046350
1707046351
1707046352
1707046353
会子铜版（南宋）
1707046354
1707046355
交子、会子由于机制的不完备，出现了许多弊端，但它作为最初的纸币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在欧洲，瑞典是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时间在1661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600多年。
1707046356
1707046357
宋朝商业呈现“网络状”分布格局，即以大都市为中心，城镇市场为拱卫，乡村集市墟场为外围的分布状态。城镇环绕都市，集市环绕城镇，形成区域市场。漆侠《宋代经济史》认为，宋朝商品流通有两种运动形式：一是农副产品的“求心”运动，即粮食、布帛等来自农村的产品通过镇市向城市集中；一是手工业产品的“辐射”运动，即手工业产品在某一产地大批量生产后，由商人运往各地经销。商业与服务行业的发展，促使人口向城市集聚，坊郭户在当时单列户籍，标志着城市经济的发达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人口向城市的集聚，既为农产品创造了市场，又刺激了农村商品生产。随着商业的突飞猛进，宋朝商人人数增多，资金雄厚，开封城中，坊郭户的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于是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商人可以入仕，致使官商一体。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李觏（gòu）在《富国策》中阐述了“商人众则入税多”的观点，与荀子倡导的“工商众则国贫”的传统观点截然相反。
1707046358
1707046359
以上关于商业革命的粗略一瞥，显示了宋朝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由于契丹、女真、蒙古的相继南下，连年不断的战争阻断了这一发展势头。
1707046360
1707046361
1707046362
1707046363
1707046364
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51]
1707046365
国史概要（第四版） 64．契丹的兴起与辽的二元化体制
1707046366
1707046367
契丹族与秦汉时的东胡，魏晋南北朝的乌桓、鲜卑有着渊源关系，游牧于辽河流域。安史之乱后，唐朝在北方的统治衰微，契丹趁机发展，9世纪后期日益强大。
1707046368
1707046369
当时契丹的社会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民族联合体，逐渐形成部落联盟。联盟首领是由部落酋长议事会选举产生的。此后，又在联盟首领外设立了军事首领“夷离堇”。9世纪末，联盟首领由遥辇氏世袭，军事首领由耶律氏世袭。
1707046370
1707046371
世袭军事首领耶律氏在对外征战中扩大了权力，积累了财富，拥有大量人口、牲畜的耶律阿保机，在907年推翻了遥辇氏，任契丹部落联盟首领。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称帝建元，即后人所称辽太祖，年号神册，都城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成为中原最大的威胁，左右五代兴亡的重要外来因素。五代与契丹的对峙时期，石敬瑭把幽（今北京）云（今大同）十六州割让契丹，更加助长了契丹对土地的贪欲。944年契丹从幽州、云州两路南下，946年再次南下，进占后晋都城开封，耶律德光于947年在开封举行即位仪式，改国号为大辽。一个北方民族皇帝的即位仪式选择在中原的开封举行，其意味是深长的。虽然耶律德光不久即北撤，但此后辽与中原王朝的对峙局面一直持续了很久。幽云十六州的割让间接地对五代以后的一二百年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一地区是北方边防重镇，沿线有燕山山脉、古长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南面则是暴露无遗的平原，骑兵可长驱直入，石敬瑭的余毒流害了几百年。
1707046372
1707046373
辽的版图大约相当于今东北、蒙古、河北及山西北部一带。契丹之名随其势力的西渐而远扬，中世纪俄国人称中国为Kitai，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1707046374
1707046375
辽境内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有两类：一类是“耕稼以食，城郭为家”的汉族和原渤海国人；一类是“渔猎以食，车马为家”的契丹族和其他北方民族。为了适应这种情况，辽制定了蕃汉分治的二元化政治体制。辽的中央官制有南面、北面之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主管蕃事的北面官治契丹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办事衙门设在皇帝牙帐之北；主管汉事的南面官治汉人州县、军马、租赋之事，办事衙门设在皇帝牙帐之南。这就是《辽史 · 百官志》所说：“蕃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这种二元化政治体制在辽的国号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辽朝建国初期称为“大契丹”；辽太宗时实行双重国号，在农业区称为“大辽”，在草原地区称为“大契丹”；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辽朝始终称为“契丹”。
1707046376
1707046377
辽所统治的版图，从经济形态上分，大体是三个区域：游牧区、游牧农耕混合区、农耕区。辽的统治者采取以游牧民族为主、以农耕民族为辅的二元化体系，上述政治制度二元化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辽的皇帝与统治中枢始终留在契丹兴起的上京临潢府一带及中京大定府一带；契丹民族长期保留游牧民族的习气，斡鲁朵、捺钵的存在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1707046378
1707046379
辽君主的居所称为斡鲁朵（Ordo）。斡鲁朵一词，在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中几乎是共同的，意为帐篷。《金史》作斡里朵，《元史》作斡耳朵，《元朝秘史》作斡儿朵，《长春真人西游记》作兀里朵、窝里朵，《黑鞑事略》作窝里陀，都是同一词的不同音译法。北方游牧民族居住毡帐，君主常居中央，所以君主的毡帐称为斡鲁朵，即宫帐、宫卫。斡鲁朵是辽君主的常驻地，也是他死后陵寝的所在地，往往成为部落集团驻屯地的中心点。统治者的骑兵弓箭手被组织在斡鲁朵中，成为营帐卫士，这种近卫军由二千人发展到五千至七千人，是最精锐的骑兵。
1707046380
1707046381
君主的行营（或行在、行宫），称为捺钵，它适应了游牧迁移的需要，由毡帐、车辆构成。它是“四时行在之所”，春夏秋冬四时，皇帝率大臣、军队各处移动，有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
1707046382
1707046383
斡鲁朵与捺钵所在之处，都必须占地，不论俘掠户还是军队都必须分配土地，由于流动性较大，所以土地关系是不固定的。斡鲁朵领有的大量土地，构成皇帝及其后妃的私人领地，称为“御庄”。在这些领地上服劳役的生产者是宫户，宫户包括契丹本部及汉人、渤海人及其他俘户，进献生口或犯罪没入人户，还有自愿加入宫籍的人户。宫户不仅是斡鲁朵的一切经济负担的承当者，而且也是战时编制宫卫骑兵的承当者。
1707046384
1707046385
1707046386
1707046387
1707046388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辽）
1707046389
1707046390
在向南的扩张中，在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中，契丹贵族大量地俘掠人口，并把俘掠到的人口强制性地与土地结合起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私城，即头下州军。所谓“头下”，也称为“投下”，两者同音同义。这种头下，是诸王、后妃、公主、驸马、外戚、功臣及诸部酋长的领地、领民。构成头下州军的主体，是俘掠来的奴婢化、部曲化的农民，即头下主的私户，契丹领主的依附领民——农奴，以其所提供的劳役来供养领主统率的各种军队。领主的领民既要承担本主的课税，又要承担朝廷的课税，于是头下户逐渐演变成二税户。
1707046391
1707046392
随着圣宗、兴宗、道宗统治时期（10世纪末至11世纪）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的融合，农耕经济日渐兴旺而游牧经济日趋衰落，于是辽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趋势，把游牧与农耕的二元化体制变为以农耕为主的一元化体制，契丹的部族制渐次消失。
1707046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