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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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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77．富有特色的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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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对手工业工匠特别重视。在西征中，每攻下一城，照例都要俘虏工匠，在花剌子模都城撒麻耳干及地方首府玉龙杰赤俘工匠数万，全随蒙古军队东返。工匠分为两种：军匠专门制造武器，民匠则制造民用工业品，有专门的户籍，称为匠户。除临时拘括一部分工匠暂隶匠籍（工作完毕遣返）外，匠户都是世袭的。元世祖忽必烈进攻南宋时，向伊利汗国的阿八哈征调工匠，回回炮手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奉命东来。元朝政府从全国各地拘括工匠，成立回回炮手军匠万户府，在阿老瓦丁、亦思马因指导下制造回回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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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南宋后，大批搜罗江南民户为工匠，选其中有技艺的十余万户为匠户，以后又籍四十多万户，立局院七十余所，在首都、地方分别设诸色人匠总管府及提举司，管理造作。这类人匠称为系官匠户。匠户世守其业，身份地位与普通民户不同。系官匠户土地在一顷以下可免除赋税，不承担杂泛差役，每人每月可支给口粮二斗五升至四斗，钞一两五钱，盐半斤，以及冬夏衣装。但匠户有较强的人身隶属关系，有强制的专业分工，生产技术世袭传承，法律规定：“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类似匠户的是盐户（制盐）、冶户（冶炼），在官吏监督下从事官手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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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中兵器业尤为发达，上述回回炮，能发射一百五十斤重的巨石，比原有的抛石机性能优良，据《元史 · 阿老瓦丁传》说，发射时“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金朝已有以纸为筒的火炮，到元朝时制造了以铜为筒的火炮，用火药在金属管内爆炸产生的冲力发射弹丸。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元至顺三年（1332年）制造的铜炮，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重6.94公斤，是近代管形火器的先驱。富有西域特色的毡毯业也很引人注目。北方游牧民族用毡毯制作帐幕，入居中原后把毡毯工艺发展到新阶段，据记载，诸色人匠总管府制作的地毯质地精良、名目繁多，有剪绒花毡、脱罗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染青毡、回回剪线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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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重视商业。1218年成吉思汗命诸王、大臣各派部属二三人组成一支四百五十人的大商队，赴花剌子模贸易，商队成员全是木速蛮（穆斯林）。随着西征的胜利，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建立，驿道的畅通，蒙古对西域商人的种种优惠，商业日趋繁荣。元朝中期商税收入相当于全国货币收入的十分之一，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据陈高华研究，元朝商税是一种交易税，只有住税而没有过税，税率是三十取一，主要取之于全国三四十个大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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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商业的一大特点是政府对许多商品采取专卖手段垄断经营。一种形式是政府直接经营，如部分金、银、铜、铁、盐等；一种形式是政府卖给商人经销，如茶、铝、锡和部分盐等；一种形式是商人经营、政府抽分，如酒、醋、农具、竹木及部分矿业等。这是一种站在商人立场上的官营商业，即所谓官商，这与历任财政长官如阿合马、桑哥、卢世荣都是商人出身或精于商业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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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商业的另一特点是斡脱商人活跃。斡脱是蒙古语ortoq（意为“合伙”）的音译，后来泛指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正如当时人所说，他们是“见赍圣旨、令旨，随处做买卖之人”。中亚的木速蛮（穆斯林）素以善于经商闻名，早在蒙古兴起之前他们就来往于蒙古、西域与中原之间，操纵贸易。成吉思汗时代，许多木速蛮（穆斯林）商人投充为蒙古贵族的“斡脱”，为之经商放债。当时的高利贷年利率百分之百，次年息转为本，利上加利，一锭银十年后本利可得1024锭，称为羊羔儿息，或斡脱钱，它由政府机构管理，故又称斡脱官钱。斡脱商人从政府那里获得许多特权，手持圣旨、令旨，可以使用官方的驿站交通，有官军护卫，可减免税收。显然，斡脱官商的横行不利于民营商业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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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繁荣要求货币随之作适应性变化。蒙古入主中原初期，以银、丝为货币。1236年窝阔台下令发行纸币——交钞，忽必烈即位之初，也发行交钞，这是一种以丝为本位的货币。中统元年（1260年）正式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银为本位，钞二贯等于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改发至元通行宝钞，钞十贯等于银一两。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发行至大银钞，钞面用银计值，不久即废除，仍通行中统钞、至元钞。实行钞法，是元朝在宋、金纸币的基础上的一大创举，使商品流通顺畅，节省大量铸钱费用，还使政府获利。民以昏钞兑换新钞，收30%手续费；民以钞兑银时，按法定比价二贯等于银一两之外加价五分。但解决不了贬值问题，至元宝钞、至大银钞的发行，想用抬高票面价值的办法解决通货膨胀，没有什么效果，关键在于无法限制发行数量，导致自身贬值。交钞最初发行时，每年不超过十万锭（五十贯为一锭），以后逐年增印至一百多万锭至二百多万锭。滥发纸币的结果，是使民间钞不能兑银，实际成为无本虚钞。钞的发行总额在至元二十四年已达饱和状态，此后仍在不断增加，钞法终于崩溃。每日印钞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舳舻相接，通货膨胀。元末时，京师用钞十锭（五百贯）换不到一斗米。民间交易拒绝用钞，以物易物，歌谣唱道：“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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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建都于大都（北京），为解决官俸、军饷及宫廷需求，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初次由海路运送漕粮。海运是由朱清、张瑄草创的。朱清为崇明人，张瑄为嘉定人，生长于长江口，当过私盐贩、海盗，南宋末聚集一批人航行于沿海地区。元初，丞相伯颜招纳了朱、张等人，命他们把宋库藏图籍由崇明经海路运往大都。至元十九年，朱、张等人造平底船六十艘，运粮四万六千余石，历时两月才抵达直沽（天津）。当时政府还未看到海运的长处，漕粮北运主要是河运；后因新开运河无法满足京师的需求，才全力从事海运，成为漕运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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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路线，从刘家港（太仓浏河）入海，至崇明东行，入黑水洋（黄海），由成山角（荣成）转西，到刘家岛（威海）、登州（蓬莱）沙门岛（长岛），于莱州大洋（莱州湾）入界河口至直沽（天津）。如风信有时，不过旬日即达。海运船舶，起初载重大者不过千石、小者三百石，以后有载重八九千石的大海船。每年运粮数量也由四万余石增加为三百万石以上。元朝海运的发达，为明初的海运与远洋航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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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运河与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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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运相辅而行的是河运。从江南到大都，元初可以经由隋以来所开凿的运河转辗北上。淮河以南，邗沟与江南河迭经整治，仍可通行；淮河以北，可由泗水抵达山东境内，又可由御河（卫河）抵达直沽（天津），再由直沽经白河抵达通州。全线独缺山东境内泗水与御河之间约四百里的一大段，以及通州至大都之间五十里一小段，没有河道可通，漕运至此必须由陆路转运，费力甚艰。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济州（今济宁）河一百五十里，河成后，南来漕船自淮溯泗，由此出大清河涉海，趋直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会通河二百五十余里，自山东梁山县北抵临清，下接济州河，上由御河（卫河）入津。南来漕船无需远涉渤海，可直抵通州。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又开通惠河，这是采纳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的建议，并由他亲自设计施工的，从通州至大都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引京西昌平诸水入大都城汇积水潭，东北从通州入白河。这样就形成了南北大运河的新格局，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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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78．对外交往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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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三次西征，跨亚欧大陆，东起太平洋，西达波罗的海，南临波斯湾，蒙古大汗的金牌可直达各地，往昔阻塞不通的道路为之辟通，使东西交往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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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创建人普兰诺 · 卡尔平尼（Giovanni de Plano Carpini）大主教，携带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出使蒙古，于次年七月抵达和林，十一月带着蒙古大汗贵由的复信西归。他用拉丁文写的出使报告《蒙古史》，成为研究早期蒙古史和东西交往史的重要文献。1920年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了贵由致英诺森四世的书信原件，用波斯文写成，上盖蒙古大汗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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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圣方济各会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前往蒙古境内传教，先在伏尔加河畔谒见拔都，后在和林南面的冬季行宫谒见蒙哥。次年七月，卢布鲁克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国书西归。不久，他用拉丁文写了出使报告——《东方行纪》，成为有关13世纪蒙古的重要文献。正如汤因比所说，蒙古帝国使得许多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上穿越往返的使团，在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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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 · 波罗晋见忽必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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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影响的西方使者是意大利人马可 · 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年）。1260年前后，威尼斯人尼哥罗 · 波罗兄弟至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今阿斯特拉罕附近）、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经商，后随旭烈兀使臣抵达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与询问，并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马可 · 波罗随尼哥罗兄弟前往蒙古复命，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于1275年到达上都，以后侨居中国十七年。他深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出任元朝官职，奉命出使各地，游历了大都、京兆（西安）、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杭州、福州、泉州，对所见所闻有生动的记录。例如他于13世纪末来到昔日南宋都城杭州时，不禁为之惊叹：“世界最名贵富丽之城”。劫后余生的杭州，当时依然人口众多、产业发达、市面繁荣，马可 · 波罗说：“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城中有大市十所，小市无数”；“上述十市，周围建有高屋，屋之下层则为商店，零售各种货物，其中有香料、首饰、珠宝”。正是由于他的记载在欧洲的传播，杭州这座花园城市在当时已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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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年伊利汗阿鲁浑因元妃死去，派使者至大都请求续娶，元世祖忽必烈命马可 · 波罗随伊利汗的使者一起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利汗国。他们一行于1291年初从泉州启程，1293年到伊利汗国的阿八哈耳，马可 · 波罗等动身回国，于1295年抵达威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