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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 · 波罗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在狱中讲述游历东方的见闻，被同狱小说家鲁思梯谦记录成书——《世界的描述》（或曰《世界印象》）。此书有多种传抄本，中译本有《马可 · 波罗行纪》（冯承钧译）。《马可 · 波罗行纪》记述东方各地见闻，其中以中国部分最为详尽，对忽必烈时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物产商业等都有详尽记录。马可 · 波罗称北中国为“契丹”，称南中国的居民为“蛮子”，称北京为“可汗的大都”，称杭州为南方汉人的“行在”。他看到纸币（交钞、宝钞）大为惊叹，更惊叹于中国人开采煤炭作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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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英国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伍芳思（Frances Wood）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对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表示质疑。1995年11月13日她的著作《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吗？》在英国出版，其主要论点是：威尼斯商人马可 · 波罗从未到过任何接近中国的地方，在历史上不朽的《马可 · 波罗行纪》完全是杜撰之作。她关于马可 · 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的惊人之说，已得到几位研究中世纪史的专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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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元史专家杨志玖针对《泰晤士报》的文章，在《环球》杂志1982年10期发表了《马可 · 波罗与中国——对〈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没有？〉一文的看法》，指出：中国的历史书籍中确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马可 · 波罗的名字，但并不是没有一些可供考证的材料。伊利汗阿鲁浑（Argon）的后妃死后，派遣三位使臣到元朝，请忽必烈大汗（元世祖）赐给他一个和亡妃同族的女子为妃。元世祖把一个叫阔阔真（Cocacin）的公主交给他们，三位使臣请马可 · 波罗一家作伴，从海道护送他们回伊利汗国。杨志玖从《经世大典 · 站赤》中找到了阿鲁浑所遣三使臣（Oulatai兀鲁、Apusca阿必失阿、Coja火者）回国的记载，人名、时间都和马可 · 波罗所说相符。伊利汗国历史学家拉施都丁的《史集》中也有和马可 · 波罗书中基本相同的记载。汉文、波斯文与欧洲文的记载完全相同，不是偶然的巧合，马可 · 波罗确实到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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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证据。《马可 · 波罗行纪》中提到镇江府有两所基督教堂是由当时镇江府长官、基督教徒马薛里吉思修建的，与《至顺镇江志》记载相合，他在瓜州看到±中的寺院，便是著名的金山寺，也与《至顺镇江志》相合。《马可 · 波罗行记》有一章专讲元朝用树皮造纸，印制钞票，通行全国，信用程度之高，“竟与纯金无异”，“伪造者处极刑”。这点由1963年河北出土的“至元通行宝钞”的铜版正中刻有“伪造者处死”五个大字，获得证实。轻易否定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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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杨志玖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 · 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再次对伍德博士进行反驳。他指出：伍德虽多方论证，但说服力不强，《游记》中确有一些错误夸张甚至虚构之处，但准确可靠者也不少，若非亲见便难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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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清真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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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重用色目人的政策，促进了大食（阿拉伯）商人东来，东西方贸易日趋频繁。当时泉州对外贸易特别发达，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之称。在泉州经商的大食人蒲寿庚最为有名，世代经营海上贸易，南宋末任泉州提举市舶使，降元后，先后出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福建行省左丞，负责与海外各国通商事宜。此后蒲寿庚父子擅市舶之利达三十年，富甲东南，成为传奇人物，其长子蒲师文任宣慰使左副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海外诸道宣慰使。当时世界上最大商港泉州是与巴格达齐名的国际城市，来往于两地的阿拉伯商人众多。南宋时泉州的海外贸易已凌驾于广州之上，元朝在此设市舶司，城南设番坊，供各国商人、教士居住，当时阿拉伯侨民数以万计，与当地人通婚，死后安葬在那里。今日泉州一带蒲、丁、郭等姓，就是当年阿拉伯人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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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 · 拔图塔（Ibn Battuta）曾访问泉州、广州、杭州等地，回国后，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口述其旅行见闻，由国王所派书记官伊本 · 术扎伊用阿拉伯文笔录，著成《伊本 · 拔图塔游记》一书。对泉、广、杭这些城市的风貌、民情、海舶、中阿海上交通、贸易往来以及中国制瓷技术等，作了详细的描述，此书至今仍是研究14世纪中阿交往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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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与沿海邻国的关系是由征服战争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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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年成吉思汗要高丽每年献纳贡赋：粮食一千石，以及大批方物（金银、绸布、獭皮等）。成吉思汗西征时，高丽与蒙古处于交往中止状态。1231年蒙古进兵高丽，在那里短暂设置了一批达鲁花赤。1254年宪宗蒙哥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要求迁都江华岛的国王返回原都城，并派太子到蒙古朝廷为人质。忽必烈即位后，致力于改善与高丽的关系，在高丽国王死后，派兵护送太子王倎回国继位，这就是高丽的元宗。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宗死，子椹（chén）继位，娶忽必烈之女为妻，高丽国王成了忽必烈的驸马，依附关系加深，此后元朝在高丽设驿站，而高丽国王成了征东行省的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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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年（1265年），高丽人赵彝等向忽必烈建议：“日本可通。”次年，忽必烈派兵部侍郎黑的（赫德）、礼部侍郎殷弘带了大蒙古国皇帝致日本国王的诏书，出使日本，不得要领而返。激怒了忽必烈，要高丽动员军队，造巨船一千艘，准备讨伐日本。在此期间，忽必烈对日本有过多次“招谕”，第六次前往日本“招谕”的赵良弼于至元十年（1273年）归国时，向忽必烈提出不可攻打日本的建议，他说：舟师渡海，海风无期，祸害莫测。忽必烈不听，加紧征战准备，把高丽的济州岛作为远征日本的基地。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军第一次远征日本，在博多、箱崎遭到日本武士顽强的抵抗，又遭到台风的袭击，战舰破损、沉没，士兵溺死，远征失败了。次年，元又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为使节前往日本，日本方面以国书的无礼之辞而斩了来使。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发动了第二次远征，由高丽方面出东路军四万，庆元（浙江宁波）方面出江南军十万。战争开始时，元军以优势兵力强行登陆。七月末八月初北九州正处在台风圈内，强大的台风摧毁了元军，日本方面称为“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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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骑兵在陆上驰骋纵横，所向披靡，然而海战却一败涂地。忽必烈先后派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国，也都以失败而告终。此后的元朝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现实，与沿海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开展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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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庆元（今宁波）市舶司的海外贸易特别繁荣，浙江等地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由庆元向东运销日本、高丽，向南运销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各国。这些国家的沙金、黄铜、人参、药材、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等珍品也运至庆元港再转运各地，其繁荣状况正如当时文人所描写的那样：“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元朝商船经常往来高丽，棉花、火药武器也于此时传入高丽。日本商船多至庆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许自由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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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汪大渊所写《岛夷志略》，对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通过南海航路以贸易方式传播作了详细记录，人们把这条传播丝绸和瓷器的航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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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79．郭守敬与关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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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了希腊和印度学问的伊斯兰科学，曾有过世界的“最高峰时期”。关于阿拉伯文化的全盛期，欧洲人给予高度评价：光明是从东方来的。阿拉伯文化不仅影响了欧洲，也影响了中国。元世祖忽必烈曾征召穆斯林星象学家，波斯的著名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应召来到大都（北京），向元朝有关部门进献了七件天文仪器：浑天仪、方位仪、斜拉仪、平律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科技史家哈特纳（W. Hartner）在《札马鲁丁的天文仪器与马拉加天文台的仪器比定及其关系》中指出，这些仪器是伊利汗国的大汗从波斯阿塞拜疆的马拉加（Maragha）天文台送到中国的。札马鲁丁还进献了新的纪年法《万年历》。这就是《元史 · 天文志》所说，至元四年（1267年）西域人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造西域仪象”。至元八年元朝设立回回司天台，以札马鲁丁为提点，吸收了不少西域天文学者在其中工作。札马鲁丁在大都与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进行业务交流，因此郭守敬对阿拉伯天文历法成就已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据专家研究，俄罗斯普尔科沃天文台收藏了两份手抄本，一份是阿拉伯和波斯文，一份是汉文，都是从1024年算起的日、月、五大行星动行表，很可能是札马鲁丁和郭守敬合作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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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守敬建立的登封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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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守敬（1231—1316年），字若思，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祖父郭荣是知名的数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有家学渊源，后又师从刘秉忠。元初使用辽和金的《大明历》，误差很大，刘秉忠因此提出改历的建议。天文学、地理学泰斗刘秉忠，是郭荣的朋友，郭守敬有机会参与刘秉忠的改历事业。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根据刘秉忠生前建议，命张文谦等主持修订新历，郭守敬等奉命进行实测，他提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制造了简仪、高表、仰仪、正方案等近二十件天文仪器，大大提高了观测的精确度。其简仪简化了浑仪，只保留两套观测用环，一个测量赤道坐标，一个测量地平坐标；其圭表比旧表高五倍（高四十尺），使测量日影长度的相对误差减少到五分之一；其高表设置了景符，能测量到太阳圆面中心的精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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