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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的土布（手工纺织的棉布）很快成为菲律宾群岛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1592年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向西班牙国王报告，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成为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中国的棉布还由“马尼拉大帆船”销到西属美洲殖民地，从而排挤了西班牙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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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与汉唐时代的丝绸之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马尼拉大帆船”的运输量是那种穿越沙漠地带的骆驼商队所无法比拟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把“马尼拉大帆船”作为近代意义的跨越洲际的远程贸易，纳入全球经济的视野来考察，他说:16世纪“各种因素协力促成的运动”是从西班牙“前往美洲”，“从贸易角度看，马尼拉大帆船代表着一条特殊的流通路线”，这是一种资本巨大的远程贸易，形成了跨越太平洋的“丝—银”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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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马尼拉大帆船”与“太平洋丝绸之路”的蓬勃发展，东南沿海的中国商人纷纷移民马尼拉，在马尼拉东北部集中居住，进行贸易，那个地方被当地人称为“生丝市场”。在“生丝市场”，价格由熟悉行情的西班牙商人和中国商人商量决定，买主则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一切交易必须在每年5月底以前完成，以便中国商船返航，西班牙商人也可以把货物装上大帆船，在6月底以前运往美洲。因此史家评论：马尼拉不过是中国与美洲之间的远程贸易的中转站，“马尼拉大帆船”严格说来是运输中国货的大帆船。一部论述“马尼拉大帆船”的专著（W.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称：中国往往是大帆船贸易货物的主要来源，就新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广大地区）的人民来说，大帆船就是中国船，马尼拉就是中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转运站，作为大帆船贸易的最重要商品的中国丝货，都以它为集散地而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无拘无束地谈论菲律宾的时候，有如谈及中华帝国的一个省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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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荷兰人也介入了中国贸易。一位荷兰学者指出，16世纪欧洲对通称“印度货”的中国商品怀有极大兴趣，但当时操纵亚一欧贸易大权的葡萄牙人更注重亚洲内部的贸易，特别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转口贸易。荷兰人试图打破这种格局。1595—1597年，他们绕过好望角获得成功，使得荷兰贸易公司迅速崛起，进入东方贸易。1602年各公司组成统一的“联合的东印度公司”，亚洲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集散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兴趣浓厚，《东印度公司志》的《论中国》一章，开宗明义便说：东印度公司刚成立即着眼于中国贸易，因为中国货可望在欧洲获得巨大利润。在利益驱动下，荷兰人企图结束葡萄牙人独占中国贸易的优势，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据点，能像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那样与中国建立起直接贸易关系。1609年事情发生了转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平户开设了一家商馆，打开了一直由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货的日本市场，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口中国货，并切断葡萄牙人控制的货源。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40年代，东方的商业大权几乎为荷兰人所独占。在此期间，荷兰人试图占据澎湖列岛未遂，便以台湾为立脚点。1624年荷兰人在安平设立商馆，以后又在淡水和鸡笼（基隆）设立货栈，使之成为荷兰进口中国商品的固定贸易基地，也成为日本与中国沿海之间的贸易中转港。1639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这一中转港地位日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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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葡萄牙还是西班牙和荷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都处于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地位，为了弥补这种贸易逆差，不得不支付硬通货——白银。因此，持续两个半世纪之中，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西方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戏称这种结构性贸易逆差为“商业上的‘纳贡’”，他如此写道：“‘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 易都是顺差”，“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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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历史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日本学者百濑弘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用一半篇幅来研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问题。他指出，流入中国的白银逐年增加，最初是每年30万比索（西班牙银元），1586年达到50万比索，以后迅速超过100万比索乃至200万比索，1604年达到300万比索，1622—1644年间大都在200万比索至300万比索之间。美国学者艾维四（William S. Atwell）长期从事明清之际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从1530年到1570年，中国最重要的白银来源是日本，1570年以后美洲白银成为最重要的来源。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在57500~86250千克之间；而且马尼拉并不是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还有一部分从澳门与东南亚进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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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全汉昇1969年发表在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的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系统而精深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从1565年到1815年的两个半世纪中，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一至四艘大帆船，来往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每年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在100万比索至400万比索。全氏的论文引用1765年马尼拉检察长向西班牙国王的报告：自从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银子已经超过2亿比索。又据另一官员的报告，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银子共计4亿比索，其中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国。全氏认为，四分之一的估计显然偏低，二分之一比较接近事实。这一研究成果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说，“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最近认为，美洲1571—1821年间生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被运到中国，一去而不复返”，便是援引全汉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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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美国学者弗兰克是关于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在《白银资本》第三章“资本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动”的第一节“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中，全面地回顾这一问题的研究史，并且利用这些成果，估计17世纪至18世纪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中国。在他看来，这些白银并非一般商品，而是货币形态的资本。由此他得出结论，这一时期“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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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势必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影响。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丝与丝织品以及棉布，主要来自太湖周边的长江三角洲。这种外向型经济，必然带动这一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全汉昇在《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中说:“中国的丝绸工业具有长期发展的历 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其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而以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为最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与丝绸需求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明清之际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腾飞，由此可以获得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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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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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86．耶稣会士与早期“西学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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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是16世纪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以往中国的史家，激于义愤，对他们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其实他们进入中国，不仅传教，建立教堂，也带来了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与文化，这种早期的“西学东渐”，在东西交往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据统计，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可考者约近五百人，使中国人透过他们见识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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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和拉尔夫《世界文明史》指出，在欧洲文艺复兴的后期，同时发生了另一运动——宗教改革，它包括两个阶段：1517年发生的新教革命，其结果是北欧大多数国家脱离了罗马教会；1560年达到高峰的天主教改革使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的主要特征发生了变化。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在某些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破坏了14、15世纪现存秩序的个人主义强大潮流的产物;两者有着类似的经济背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如果没有耶稣会士的活动，天主教改革不可能彻底成功。耶稣会的创始人是巴斯克地方的一个西班牙贵族伊格那提 · 德 · 罗耀拉（Ignadio deLoyola, 1491—1556年），他在巴黎由一群虔诚信徒的支持，于1534年创立了耶稣会。耶稣会是16世纪宗教狂热所产生的最富有战斗性的修行团，他们用劝说和正确的教义来教诲人们，甚至用更为世俗的办法来扩散其影响。耶稣会士不满足于抗击新教徒和异教徒的进攻，而是急于把信仰传布到地球的遥远角落，包括非洲、美洲、印度、日本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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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士于1540年正式获得罗马教廷认可。次年，创始会士之一方济各 · 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应葡萄牙国王的要求，前往印度传教。1549年方济各 · 沙勿略转往日本传教。在日本的两年中，他体会到中国对天主教在远东传播的重要性。由于倭寇骚扰沿海，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受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及耶稣会会长罗耀拉派遣的方济各 · 沙勿略到了广东沿 海的岛屿，无法进入广州，1552年12月死于上川岛。1578年，耶稣会印度和日本教务巡阅使范礼安（Alessandre Valignani）从葡萄牙和印度调来了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等四十多名传教士，到澳门学习中文和中国传统文化。据说罗明坚学会了一万两千个汉字，熟悉中国的礼仪典章，利用每年春秋两季赴广州交易之机，随商队前往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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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1552—1610年），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城，在罗马学习法律，并加入耶稣会，继续学习天文历算、哲学、神学，后赴印度果阿。万历十年（1582年）他与罗明坚等被派赴澳门，随罗明坚来到广东肇庆传教。1583年，利玛窦与罗明坚在广东肇庆建立第一所天主教堂，掀开了中西文明接触的新篇章。利玛窦十九岁加入耶稣会，曾接受赴东方传教的培训，对中国儒学有所了解，他把传教与儒学相结合，谓之“合儒”、“补儒”、“趋儒”，一言以蔽之，尽量中国化。他一度剃去头发，穿上僧服，以后又脱去僧服，换上儒装。他不惜修改教规，默认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颇受士大夫信仰。因为他了解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要博得他们的信仰，必须熟习儒学。他在广东端州、韶州先后滞留十五年，埋首钻研儒家经典，乃至过目不忘，令士子们大为惊讶，称他为“西儒利氏”。在韶州时，瞿太素跟他学习西方数学。利玛窦一面讲学，一面传教，两年之后瞿太素接受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在士大夫怂恿下，利玛窦从广东经江西到南京，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到达北京，通过太监，把圣经、圣像、十字架、自鸣钟（时钟）、《坤舆万国全图》献给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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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与徐光启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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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礼部尚书余继登上疏指出：“《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而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与远方慕义献琛者不同。且所贡天主母图，既属不经，而行李中有神仙骨，夫既称神仙自能翀举，安得遗骨……乞速勒归国，勿许潜居两京，与内监交往，以致别生枝节，眩惑愚民。”反映了当时一般官僚对耶稣会士的态度。朝廷的态度却比较宽容。利玛窦等人虽未获得觐见的机会，却得到了在北京居留与传教的默许。教徒队伍 迅速扩大，1603年500人，1608年2000人，其中包括了当时有名的开明人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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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调和天主教与儒学的矛盾，曾直言不讳地说：把孔夫子这位儒教奠基人留下的某些语焉不详的字句，通过阐释，为我所用。耶稣会士罗明坚首先把天主教尊奉的尊神“Deus”译成“天主”。稍后利玛窦进一步主张中国先秦典籍中的“天”和“上帝”，就是西方所称的“天主”。他把中国自古崇拜的天神“上帝”与圣经中的“天主”（God）等同；把天主教蔑弃现世物质利益、追求永恒天国，与儒学“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等同；并对中国的祭天、祭祖、祭孔等传统持宽容态度，允许天主教徒家中保留祖宗牌位。因此很受士大夫们好感，风靡追随。利玛窦以中文写成的《天主实义》，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附，求同存异，他解释其目的是：“八万里而来，交友请益，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耶！”冯应京为《天主实义》所写的序中说:“是书也，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谭空之误。”徐光启说，他读了《天主实义》后，竟没有发现天主教与儒学有任何抵触之处，“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由此可见，利玛窦以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是成功的。方豪在《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之研究》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个宗教，要从发源地传播到其他新地区去，如果它不仅希望能在新地区吸收愚夫愚妇，并且也希望获得新地区的知识分子的信仰，以便在新地区生根，然后发荣滋长，那末，它必须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借重当地人最敬仰的一位或几位先哲的言论，以证实新传入的教义和他们先辈的遗训、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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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及其十字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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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利玛窦逝世，明神宗下诏以陪臣礼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三塔寺。利玛窦被后人赞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 一人”。日本学者平川佑弘的《利玛窦传》称他为“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位世界公民”。2010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他的故乡——意大利中部城市马切拉塔，隆重纪念这位“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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