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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378 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年)接替主教职务,主持中国教区工作。他一改对中国传统宽容的态度,多次著文指出,中国典籍中的上帝(天)并不是圣经中天主(上帝)的对应词,不得混淆,使矛盾激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上疏排教,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相号召,提出四条禁止天主教的理由:有窥伺之心,有伤孝道,私习历法,伤风败俗。徐光启挺身而出为天主教辩护,写《辨学章疏》护教,疏中说:“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沈采取行动,发生了“南京教案”。次年,由皇帝下旨封闭天主教堂,驱逐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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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380 两年后情势有了转机。明朝军队在辽东与后金作战惨败,徐光启上疏请练兵自效,皇帝采纳,派人在澳门购买西洋大炮,并把传教士与葡军请入北京,协助明军作战,使天主教又有了合法的地位。另一有求于传教士的是修订历法。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受命督责龙华民、邓玉函(JoannesTerrens)、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耶稣会士修订《崇祯历书》。天主教在中国布道有了强大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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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382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是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这第二次指的是天主教耶稣会士的“西学东渐”。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在晚明的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徐光启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到广东课读,在韶州会见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初次进教堂。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二十八年(1600年)在南京与利玛窦会晤,研究的结果是,他认为天主教可以“补儒易佛”。三年后,他再去南京时,利玛窦已入北京,便向罗如望(Joan de Rocha)学道,然后领洗,教名保禄。次年徐光启中进士。从万历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在北京常相过从,听教义之余,兼习西学。利玛窦早年师从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C. Clarius, 1537—1612年),精通数学、天文、地理。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The Thirteen Books Of Euclids Elements)前半部。欧几里得是古希腊数学家,他的《几何原本》是希腊古典时期数学成就的总结性著作。利玛窦到中国后利用他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拉丁文译注《几何原本》讲授数学,并有志于把它译成中文。万历三十四年秋,利玛窦向徐 光启谈及此事,于是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翻译了这本书的前半部。已译的《几何原本》六卷,涉及三角形、线、圆、圆内外形、比例,每卷都有界说、公论、设题,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西方科学著作。《几何原本》的价值超出了几何学本身,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真正代表科学理论的教科书,徐光启在当时就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此书能使理论研究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也能使实践者“次其定法,发其巧思”,“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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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384 《几何原本》出版不久,利玛窦又与李之藻合作编译了《同文算指》,成为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同文算指》主要根据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数学家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全书分前编、通编、别编三部分,系统介绍了欧洲笔算,贡献与影响是不小的,著名数学史家钱宝琮指出:“《同文算指》书在西学东渐史中与徐光启所译之《几何原本》六卷皆为极重要之著述,而所收成效尤在《几何原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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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386 西方地理学也随着耶稣会士传入中国,使中国人对空间形成新观念。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二十八年中,绘制了多种世界地图,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李之藻为之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它是利玛窦根据三方面资料,即1570年欧洲出版的地图(Abraham Ortelius著 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国舆图及通志资料、他本人实测与见闻札记,绘制而成的,有四种正统版本,十种以上的仿刻本和摹刻本,流传极广。利玛窦编绘的地图,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让人们了解到中国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大大开拓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但是利玛窦也作了一些迁就。《利玛窦中国札记》写道:“中国人认为天是圆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为了迎合中国是世界中央的观念,他把子午线从世界全图中央向左移动170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中央。人们目前见到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墨线仿绘本《坤舆万国全图》、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彩色摹本《坤舆万国全图》,便是这种变通了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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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388 明朝钦天监鉴于推算日食、月食多次不准,主张修改历法。利玛窦对天文历法素有研究,向有关部门提议参加历法修改工作,未蒙批准。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礼部推荐徐光启、李之藻“同译西法”,协助改历,也未付诸实施。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才正式任命礼部侍郎徐光启督修历法。主持此事的徐光启和李之藻对西方天文学已有深刻的了解,确定改历的方针是以西方历法为基础,聘请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Jacques Rho)、汤若望等参加,中外天文学家一起合作翻译大量欧洲天文学著作,以西方先进的天文学说来修改郭守敬的授时历。历时五年,终于完成了篇幅庞大的《崇祯历书》,共四十六种,一百三十七卷。严格地说,它其实是为改革《授时历》而编纂的一部丛书。它详细地介绍了第谷的《论新天象》、《新编天文学初阶》,托勒密的《大综合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论火星的运动》。为了进行大规模测算,还根据欧洲数学家的著作,编译了《大测》、《割圆八线表》、《测量全义》。《崇祯历书》编成后还来不及刊行,明朝就灭亡了。清初,由耶稣会士汤若望加以删改,以《西洋新历法》为名,颁行于世。《崇祯历书》的意义已越出了历法修改本身,标志着中国天文学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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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390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熊三拔(Sabbathin de Ursis)合作编译的西方农田水利技术专著——《泰西水法》,进士王徵与耶稣会士邓玉函合作编译的西方机械工程学专著——《远西奇器图说》。西方的哲学著作也在此时被译介给中国读者,例如李之藻与耶稣会士傅汎际合译的《寰有诠》(亚里士多德的《谈天》),耶稣会士安文思译的托马斯 · 阿奎那的哲学著作《超性学要》。其中尤以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的《名理探》影响最为深远。该书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历时三年才把这部艰深的著作翻译完成,为后世留下了一批逻辑学术语,例如把概念、判断、推论译作直通、断通,把演绎、归纳译作明辩、推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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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392 难能可贵的是,在华耶稣会士曾多次回国募集图书。1614年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返回罗马教廷述职时,成功地募集到教皇保罗五世捐赠的500多册书,加上他与同伴邓玉函在欧洲各国收集到的图书,约计7000多册。1618年金尼阁与另外二十二名耶稣会士护送这批图书返回中国。这批书后来通过各种途径流布于各地,其中不少被译成中文,向中国人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和宗教。这批书的一部分被北京北堂图书馆收藏,现仍可在国家图书馆见到它们的身影。人们从这些西方古籍(圈内人士称为“摇篮本”)身上,缅怀一段中西文化交流佳话,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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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394 早期的西学东渐,为中国人打开了窥视西方的窗户,大开眼界。约1632年信奉西教的浙江鄞县人朱宗光撰文把中国与西方相比较,感慨系之:“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人们惊讶之余,不能不沉思:与先进的西方相比,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已经开始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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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399 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77]
1707047400 国史概要(第四版) 87.正统思想与异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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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402 明朝前期、中期的思想界沉闷而无新义,科举取士都以宋儒朱熹的经注作为考试的标准,致使朱学风靡一时,学者们依托于复性与躬行,没有自觉、自由的思想。物极必反,于是乎有陈献章、王守仁的理学革命,希望把个人的思想从圣贤经书中解放出来。陈献章的“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主张,开自由思想的先声;而王守仁以己心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拒绝拜倒在圣贤脚下,更是思想界的一大革命。此后,人才辈出,都以追求思想自由为旨归,形成波澜壮阔的个人主义与博爱主义思潮。美国学者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在《明代思想论集》中,对此有精深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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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404 王守仁与朱熹不同,他发挥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外无物”,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朱熹所说的绝对至上的“理”,被王守仁移植到每个人的心中去了,所以这种学说被称为“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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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406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阳明洞讲学而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二十八岁中进士之后,历任兵部主事、南赣巡抚、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在任期间是一个颇为干练的官僚,平定江西、福建、广东三省边界“盗贼”,以及宁王朱宸濠叛乱,成为他一生中最突出的“事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一生是“破山中贼”与“破心中贼”的过程,前者是作为一个官僚的职责,后者是作为一个学者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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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411 王守仁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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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413 王守仁受陆九渊、陈献章的影响很深。陆九渊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成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陈献章企图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反对在圣贤经书中打圈子,要从静坐中养出个头绪来,谓之“静坐自得,以明本心”。无论陆、陈,都受禅宗影响,禅宗所说“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性即心,万法即宇宙。王守仁的思想也大近禅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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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415 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一切都是从“心”中派生出来的。他与友人外游,友人质问:先生以为“天下无心外之物”,那么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相关?他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他以这种近乎诡辩的方法来论证“天下无心外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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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417 既然他认为“心外无理”,所以“良知”就是“人心”,是“人人皆有”的,因此“致良知”就是顿悟式的“不假外求”、“向内用心”的静坐功夫。他说:“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在他看来,认识万事万物,就是对存在于“心”中的“良知”的发现或自我体认。一个人求学目的就是“尽心”,“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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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419 与此相联系,他强调“知行合一”,知与行都归结于心。他反对在心外去求理,当然反对知、行分离;因为“心外无理”,所以必须“求理于吾心”,当然知行合一,都在心中统一起来。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在他那里,知与行是没有明确界限的,知到某种程度可以转化为行,行到某种程度也可以转化为知。王守仁“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提出,都是在他遭到贬谪、讪谤之际,有感于社会政治风气败坏,对环境挑战的一种反应,企图凭借此种学说,先完善个人道德,再完善社会道德,根本精神是社会性的,着眼于挽救国家、社会。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则从纯学术的角度批评道,王守仁所说的“知”不是“知”,所说的“行”也不是“行”,“知者非知,然而犹有其知也,亦倘然若有所见也”,“行者非行,则确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为行也”,“以知为行,则以不行为行”。一语击中要害,知可以取代行,取消行,行的价值便大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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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421 王守仁的心学的最可贵之处是,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而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沉寂、僵化的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新鲜空气,令人耳目一新,反对者诋为异端,赞成者奉为新论,心学因而风靡天下。《明史 · 儒林传》说:“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钱穆《略论王学流变》一文指出:“阳明良知之学,简易直捷,明白四达,兼扫荡和会之能事。且阳明以不世出之天姿,演畅此愚夫愚妇与知与能之直理,其自身之道德功业文章,均已冠绝当代,卓立千古,而所至又汲汲以聚徒讲学为性命,若饥渴之不能一刻耐。故其学风淹被之广,渐渍之深,在宋明学者中,乃莫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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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423 王门弟子王艮,创立泰州学派,把王学的这种倾向加以引申、发展。王艮,字汝止,泰州安丰场人,人称心斋先生。他强调“悟性”,宣扬不睹不闻,不思不虑,“只心有所向便是欲,有所见便是妄;既无所向,又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良知)”,认为只要“于眉睫间省觉”,便可当下顿悟“天机”。泰州学派把王学“不师古”、“不称师”、“流于清谈”、“至于纵肆”的倾向,发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王艮为盐商子弟,对一般人寄予相当的体察与谅解,故而有“孔子亦是凡人”的观点,他与学生把知识带到社会大众之中,使社会大众接触到儒学的真谛。他除了继承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外,更加重视实践,使王学发扬光大。王守仁死后,王学之所以能广被天下,王艮功不可没。泰州学派对礼教发起冲击,到何心隐时,思想已非名教所能羁络,其言行已如同英雄、侠客,能手缚龙蛇,随心所欲,从自我抑制中解放出来。因此,泰州学派竟被人们看作“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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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47425 如果说泰州学派是王学左派,那么李贽便是王学左派中更加激进的一员,被人们称为“异端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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