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47477
明神宗像
1707047478
1707047479
第二，强化对于边镇的钱粮与屯田的管理，以减轻边镇军饷日趋增大的财政压力。
1707047480
1707047481
第三，强化户部的财政事务管理能力，对征收赋税的簿册进行大规模整理，进行边饷的实态调查，制订边饷政策，加强地方政府对户部的财政状况报告，使户部能在把握全国财政状况基础上运营财政。
1707047482
1707047483
经济方面最重大的改革是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
1707047484
1707047485
张居正对田赋的侵欺拖欠极为不满，他对应天巡抚宋仪望说：“来翰谓苏松田赋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读之使人扼腕”，“不于此时剔刷宿弊，为国家建经久之策，更待何人”。经过充分酝酿，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正式以神宗名义下令在福建省首先试行清丈田粮。两年后，福建清丈完毕，清丈出隐瞒逃税田地二千三百十五顷，成效是显著的。于是把福建清丈之法推行于全国，在朝廷强大政治压力下，从万历八年到十一年，清丈工作在全国各地陆续完成。这是继明初清丈之后的第二次全国规模的田地税粮清理工作，成效是很显著的。
1707047486
1707047487
（一）清丈之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部分地改变了税粮负担不均的状况。
1707047488
1707047489
（二）清丈出不少隐匿田地，使政府控制的承担税粮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如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清丈后不仅改变了原先田地缺额、税粮无着的状况，而且查出了隐匿田地，补足原额外，还多余田地一百十三顷二十八亩。这种情况是全国性的通例，例如山东省清丈后纳税耕地较原额增加40%，江西一省清丈后纳税耕地较原额增加13%。
1707047490
1707047491
（三）北方地区在清丈中统一亩制，改变先前存在的大亩、小亩相差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南方地区在清丈中统一税粮科则，改变先前存在的官田、民田科则轻重悬殊的不合理现象，实行官田、民田税粮科则一元化。
1707047492
1707047493
尽管清丈田粮存在不少弊端，但成效是十分显著的，清查出了大量的隐 匿、遗漏田地，使政府控制的纳税田地面积有大幅度增长：清丈后增加了1828542.73顷，比清丈前的原额（万历六年统计）5182155.01顷增加了35.28%。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虽然其中有一些虚报数字在内，但承担赋税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是有积极意义的。
1707047494
1707047495
与清丈田粮相比较，一条鞭法的推广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一条鞭法作为赋役制度的改革早在嘉靖时期已在部分地区出现，其要点是：“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即把徭役折成银两，把役银向人丁、税粮均派，把赋税与徭役简化为一次编审，即一条鞭编审，故称一条鞭（或一条编）法。张居正认为这是整顿赋役、改善财政的有力措施，极力督促各地方官推行此法。他对湖广巡按说：“此法在南方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又对山东巡按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者，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到万历九年（1581年）决定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各地，使它成为全国统一的新赋役制度。这就是《明史 · 食货志》所说的：“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把过去按照户、丁派役的方法，改为按照丁、粮（地）派役，也就是说，把徭役的一部分转移到税粮（土地）中去。与此同时，税粮中除漕粮中的白粮必须征米外，其他实物都改为折收银两，并由官府统一征收、解运。它部分地改变了过去赋役负担不均的状况，并且由于一条鞭编银征收，使政府的征收简便而有所保证。
1707047496
1707047497
一条鞭法实施后，在江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时人评论说：“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由于南北经济情况的差异，一条鞭法推广到北方后，在短时期内必然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在总体上符合经济发展趋势，即使先前认为一条鞭法不便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实行此法后，“邑土称其便”。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一条鞭法是赋役制度的一大进步，它把各种徭役折成银两，不但与赋税的货币化步调一致，而且以货币（银两）征解，使赋役简单化、一元化，是符合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趋势的。
1707047498
1707047499
总而言之，万历新政的经济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财政赤字消失，史称“太仓粟米可支数年，冏寺（即太仆寺）积金不下四百余万”，是有事实根据的。户部管辖的太仓收入，从嘉靖、隆庆年间每年二百万两白银，到万历初期激增至三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七百万石，可支给京营各卫官军两年消费，到了万历五年京师仓库贮存的粮食足可供六年的消费，增加了三倍。
1707047500
1707047501
这是万历新政所带来的引人注目的变化。万历几十年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期，绝不是偶然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出现的“万历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东征御倭援朝，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1707047502
1707047503
1707047504
1707047505
1707047506
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79]
1707047507
国史概要（第四版） 89．从东林到复社
1707047508
1707047509
万历二十年以后，神宗怠于临朝使中兴的局面渐趋消失，官场中党派林立，门户之见日甚一日，互相倾轧不遗余力。当时的吏科给事中张延登向神宗上疏剖析党争时指出：“（官员）纷然攻击，形于章疏揭牍者，不曰苏脉、浙脉，则曰秦党、淮党，种种名色，难以尽述。而目前最水火者，则疑东林与护东林两言耳。”神宗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纷争日趋尖锐时，要想扭转势头，已难乎其难了。
1707047510
1707047511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和翰林院侍讲顾天埈，招收党徒，专与东林作对，因汤是宣城人，顾是昆山人，时人称为宣党、昆党。到了万历四十年，党争加剧，形成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相对峙的局面。齐党以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为首，楚党以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为首，浙党以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为首，而汤宾尹之流暗中作为主谋，挑动党羽相互呼应，务以攻击东林、排斥异己为能事，新进的言官，无不网罗于门下，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
1707047512
1707047513
1707047514
1707047515
1707047516
东林书院遗址
1707047517
1707047518
被齐、楚、浙三党视为对立面的东林党，本无所谓“党”，“党”的名称是齐、楚、浙三党所加的，因为它原先只是削职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创立的一个讲学场所——东林书院。
1707047519
1707047520
顾宪成（1550—1612年），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因讨论三王并封和会推阁臣王家屏事，与政府意 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在此前后，他的弟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仰慕顾宪成名声的士子们纷纷前来听他讲学，顾宪成兄弟建造了同人堂与学生们讲习学问。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意复兴宋朝无锡人杨时的书院。时机终于出现了，万历三十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复兴常州的龙城书院成功，顾宪成便在万历三十二年复兴了杨时的书院，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建成后，顾宪成起草了东林会约，反对迂阔、高远的学问，反对党同伐异、道听途说，主张相互切磋琢磨、师友相得，研究学问必须躬行实践。从此顾宪成兄弟与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史孟麟、陈幼学、叶茂才、张大受、钱一本、王永图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他们不仅在东林书院活动，而且与邻近的书院之间形成一种网络，相互自由地交流学问。
1707047521
1707047522
万历三十二年（1064年）十月初九至十一日，顾宪成等在东林书院大会吴越士友，盛况空前，“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毕集”。以后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次年召开了东林第二次大会，顾宪成在大会上说:“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
1707047523
1707047524
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是要纠正王门后学“注脚六经”、“高谈阔论”的弊端，继承儒家正统学脉。东林讲会的注意力不在政治，而在儒家经典，东林会约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意在切磋学问。东林书院力戒议论时政，它的院规明确指出：“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东林人士强调重整道德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国之有是，众所共以为是也，众论未必皆是，而是不出于众论之外。”东林书院正是体现这一观念的清议中心。正如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 Hucker）所说：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着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1707047525
1707047526
顾宪成为了扩大影响，联合淮抚（凤阳巡抚）李三才。李三才治淮有大略，裁抑矿税太监，颇得民心，官至户部尚书。当时适逢内阁缺人，有人提议应起用外僚，意在李三才，因此忌者日众，谤议四起。顾宪成写信给内阁辅臣叶向高与吏部尚书孙丕扬，力为洗刷。于是言官乘机攻击东林，使东林卷入了朋党之争。顾宪成以一个下野官僚、东林书院主持人的身份，插手朝廷政务，不仅让反对派抓住了东林书院“遥执朝政”的把柄，而且把李三才与东林人士的关系明朗化。顾宪成对此是有足够估计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率地说：“漕抚（李三才）尝简不肖（顾宪成）曰:‘吾辈只合有事方出来，无事 便归。’痛哉斯言，堪令千古英雄流涕，不肖独何心而忍默？故淮抚（李三才）之蒙议，明知其必不能胜多口也，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日聊以尽此一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