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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1527—1602年），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笃吾，泉州晋江人。他二十六岁中乡试举人，三十岁被任命为河南辉县教谕，此后历任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等小官，五十一岁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三年后任期未满就力辞不干，到湖广麻城龙湖芝佛院隐居著书，在将近二十年中，写出了震动当时思想界的《焚书》、《续焚书》、《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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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八年（1590年）《焚书》在麻城出版。书中收集了书信、论文数十篇，以他特有的玩世不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手法，嘲骂理学家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因此他说：“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在《焚书》中发表了他与挚友、曾任福建巡抚的耿定向辩论的七封书信，指出耿定向“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者但说力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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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还从理论上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正统观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言必称孔子，不敢越雷池一步，他认为这种传统习惯是没有出息的，因而反对以孔子为家法。他指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又说：“夫惟孔子未尝以孔子教人学，故其得志也，必不以身为教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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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尖锐的论述，使当时的当权者“莫不胆张心动”。当权者诬蔑他为“淫僧异道”—“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一境如狂”，要把他驱逐出境。 他凛然回答:“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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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藏书》在南京出版。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李贽用史论的形式抒发了他的政治见解，推翻传统定论，称颂秦始皇为“千古一帝”，商鞅是“大英雄”，李斯是“知时识主”的“才力名臣”，卓文君私奔为“善择佳偶”。这种离经叛道之论，被当权者斥为“惑世诬民”。第二年，当权者拆毁了龙湖芝佛院，迫使七十四岁的李贽前往通州投奔友人。就在这一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控告李贽的著作“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明神宗批复：“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行烧毁，不许存留。”万历三十年，七十六岁的李贽在狱中自刎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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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贽真心诚意地要探寻真道学，反对假道学，他在《初谭集 · 自序》中说：“善读儒书而善言德行者，实莫过于卓吾子也。”但是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种种离经叛道之论，终不能为当权者所容忍，于此恰恰闪现了他的思想光芒与威力。他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的沉闷气氛，比王守仁要深刻得多、尖锐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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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以离经叛道、放荡不羁的姿态出现于思想界，他反对纲常名教及其具体化的“礼”，认为这种“礼”是外加的、人为的，实际上是“非礼”。而真正的“礼”应该是出于自然，摒弃一切规范，撤尽一切藩篱，完全自由自在，“无蹊径可寻，无涂辙可由，无藩卫可守，无界量可限，无扃钥可启”。只有这样，才能随心所欲而处处合乎礼。于是他在寺庙里处理公事，落发为僧而留须，出家而饮酒食肉，嘲弄圣贤先哲。所以他提倡“童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主张“率性”——“以率性之真，推而广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这就是他追求的真正的道学。这种思想固然有其进步性的一面，但由于掺杂了禅宗的虚寂出世，带有消极的一面，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玩物丧志”，“导天下于邪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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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门后学把心学进一步禅学化。一个人可以用参禅的方式寻求顿悟，顿悟之后所获得的澄澈超然的乐趣仅限于自身，而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则弃之不顾。各人都以直觉为主宰，全然不顾儒家经典，就养成了一种崇尚空谈心性、不务实事的浮夸学风。一时间士大夫以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为时髦，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的空疏学风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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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良知”成了万灵的套话，清心静坐成了一成不变的形式。由于王学门人的执政，政界和学界一样，都在清谈。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论道： “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终日清谈成了官场的流行作风，不议国计民生，以不知钱谷、甲兵为荣，这种流风一直延续到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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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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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88．张居正与万历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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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从英宗朱祁镇即位（正统元年，1436年），到武宗朱厚照死（正德十六年，1521年），政治日趋腐败。皇帝深居内宫，不问政事，很少与大臣商议国事。偶尔谈及，也不过片刻，徒具形式而已。皇帝不理朝政，朱批、票拟每每由宦官操纵，为宦官擅权、厂卫（东厂、锦衣卫）横行提供了条件，先后出了宦官头子王振、汪直、刘瑾专政的现象，形成天下之人“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瑾）皇帝”的咄咄怪事。世宗朱厚熜上台后，情况有所好转，不再有宦官跋扈擅权的情况，却出现了严嵩专擅朝政达二十年之久的局面，他利用皇帝醉心于学道成仙，不问朝政之机，把持朝政，把政治搞得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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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死，神宗朱翊钧即位，年仅十岁，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扭转颓势，展开了改革。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针对嘉靖时期政治形势的严峻，他认为“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大患”。隆庆二年（1568年）与李春芳、陈以勤在内阁共事时，张居正向穆宗上《陈六事疏》，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治国主张与改革思想。他在这篇著名的奏疏开头就直率而深刻地指出：“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为此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项措施。但是内阁首辅李春芳务以安静称帝意，不想有所作为，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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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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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阁的纷争中，张居正脱颖而出，成为大权在握的首辅，改革的时机成熟了。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张居正从万历元年（1573年）开始开展了全面的革新，这就是万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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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集中精力整顿政治，改变颓风。万历元年六月,他正式提出了整顿吏治的有力措施——考成法。这是针对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一项举措。考成法规定，凡六部、都察院把各类章奏及圣旨，转行给各该衙门，都事先酌量路程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处理程期，并置立文簿存照，每月底予以注销。如有耽搁拖延，即开列上报，并下各衙门诘问，责令其讲明原委。巡抚、巡按拖延耽搁，由六部举报；六部、都察院在注销时容隐欺蔽，由六科举报；六科容隐欺蔽，由内阁举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考成系统：以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确立起一个健全的行政与公文运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关键的是六科。所谓六科是明初设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设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奏章，稽查驳正六部之违误。张居正则把六科的这种职能予以扩大，使之直接向内阁负责，成为内阁控制政府的重要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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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万历六年（1578年）户科给事中石应岳的报告：“自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举。”可见考成法的实施是有成效的。从宏观视角看，考成法只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一个方面。他按照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原则，强调公铨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在官僚队伍中造成一种雷厉风行的气氛，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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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革新政治，培养人才，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年）提出整顿学政、振兴人才的措施，针对王学徒子徒孙空谈心性、不务实事的恶习给予打击，规定各级学校的学官、儒生必须“著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空谈废业；并下令毁天下书院，把书院改为政府办公机构，意在提倡实学，防止空谈误国。这一措施显得有点矫枉过正，激起众多儒生士人的反感，著名的何心隐事件便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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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过于严厉，过于操切，引来诸多怨声，反对声浪一时甚嚣尘上。张居正在神宗的全力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捍卫新政的非常措施，才使新政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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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经济改革。万历新政是从政治改革入手的，政治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转入经济改革，要面对长期积累下来的国匮民穷的老大难问题，非大动干戈不可。财政困难由来已久，嘉靖、隆庆年间国库年年亏空。为了摆脱困境，张居正理财思想的宗旨在于开源节流双管齐下，他从桑弘羊“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原则出发，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具体化为“惩贪污以足民”，“理逋负以足国”，即整治贪污与欠税两大漏洞来增加财政收入。与此同时，经济改革又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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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抑制国家财政和宫廷财政的支出，包括削减宫廷织造项目，节约宫廷节庆与宴会开支，抑制大规模工程，削减南京官编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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