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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崇尚务实，以“为治之道在于务实，不尚虚名”相标榜，除了上述实政之外，摊丁入地、开豁贱籍、改土归流最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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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摊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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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赋役制度基本上根据晚明的一条鞭法，征收地银、丁银两项，丁银的科派是不分等则一律按人丁摊派，弊端不少，所以顺治以来许多地方广泛采用“以田载丁”、“丁从地起”的方法。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使丁银总数固定化，为摊丁入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康熙五十五年广东率先摊丁入地，把全省丁银按各州县田亩分摊，每地银一两，均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0.1064两）。对全国范围摊丁入地影响最大的不是广东，而是直隶。雍正元年（1723年）直隶巡抚李维钧提出摊丁入地具体方案：直隶地银二百零三万余两，丁银四十二万余两，统为核算，把丁银均摊于地银之内，每地银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厘。直隶的先例二开，嗣后各省陆续开展了摊丁入地的进程，从雍正二年至七年，各省大体完成，山西、台湾、贵州迟至乾隆年间才开始实行摊丁入地。摊丁入地又叫作地丁合一或地丁并征，是一条鞭法的进一步发展。其总方针是一致的，但具体做法因地而异，较普遍的做法是把丁银平均摊入地银中征收，另一些地方把丁银按田地面积平均摊派，有的按全省通融均摊，有的按各州县分别均摊。由于田地多者分摊到的丁银也多，负担丁银者必有田地，无地少地农民不摊或少摊丁银，而且又在法律上宣布取消官僚豪绅优免特权，使赋役负担一元化、合理化，它显示了从一条鞭法开始的人丁负担向土地转移的发展趋势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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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豁贱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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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年（1727年）清世宗在给内阁的谕旨中说：“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所以厉廉耻而广风化也。近闻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惰民相同……若果有之，应予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免至污贱终身，累及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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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贱民原是特种人身隶属关系的产物，他们不完全具有人身自由，听凭主人支配，在法律地位上低于良人一等。世仆、伴当是一种奴仆化佃农，即所谓佃仆。徽州府、宁国府的伴当、世仆是很典型的佃仆，与其主人有明显的主仆名分。他们或由于租种主人田地，或由于借住主人房屋，或由于葬主人的坟山，或由于入赘于主人家中，或由于负债典押于主人，而成为伴当、世仆。他们不仅要为主人佃种田地，交纳地租，还得终身服役，世代相承。一些庄仆文书表明，他们要为主人看守坟墓、照管山场，在主人家冠婚丧祭及科举赴考时，要听唤应役。显然，他们在法律上属于贱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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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户、惰民是与世仆、伴当属于同一类型又有差异的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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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户又称乐籍，据俞正燮《癸巳类稿》考证，乐户古已有之，入乐籍即为倡优，其子孙世袭为业。清初所谓乐户，是指山西、陕西等地编入乐籍的贱民，从事歌舞吹打等业，“绅衿、地棍呼召，即来侑酒”。他们不得穿与良人一样的服装或持有与其身份不相称的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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惰民，又称堕民，列入贱籍。明清之际的惰民，是指绍兴府属各县分散居住的一种贱民，数以万计，其职业卑微，男的充当婚丧礼仪中的帮手、牙侩，女的充当发结、喜婆、送娘子等，禁止读书、缠足，不许与良人通婚，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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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的谕旨宣布把上述这些贱民开豁为良，即除去贱籍成为良人，在法律上承认他们与良人具有同等地位。雍正年间先后开豁为良的贱民，还有苏州府常熟、昭文两县的丐户，浙江钱塘江上的九姓渔户，广东的蛋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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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民开豁为良后，在法律上具有良人的地位，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身份、地位仍受到原先贱民户籍的影响，捐纳、应试为官必须以三代清白为条件。可见人身隶属关系的消除，不是一二道法令可立时奏效的。但无论如何，雍正年间的开豁为良作为一个开端，其积极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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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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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以来边疆地区（主要是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授予原民族的首领爵禄名号，加封其为世袭官员，对该地区进行统治。明朝中叶以后，开始逐步改土归流——把土司改为中央政府委派的流官。改土归流有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土司借口向朝廷纳贡，把负担加倍摊派到人民头上，“其征之私橐不啻百数十倍，而输之仓库者，十不及一二，百不及二三”。土司苛索花样繁多，土司家婚丧、寿诞、生子、盖房、过节都要征派，当地百姓咒骂土司是“生补”、“穷补”、“嫁补”、“娶补”直到“死补”。恣意作恶称霸一方的土司，使得中央政府对该地区只能进行间接统治，所谓“虽在控驭直隶之内，不过供差发属羁縻而已，法令所不及也”。地处边隅的土司，“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致使西南边疆的统治十分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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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于雍正四年（1726年）任命鄂尔泰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进行改土归流，其理由正如他在雍正五年的一道谕旨中所说：“向来云贵川广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疆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是以朕命各省督抚等悉心筹画，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各遵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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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一部分地区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增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当地土民痛恨土司制度，迫切要求改革，吁请早日改土归流，土司在外有清军威迫、内有百姓要求之下，被迫放弃土司职位，接受改流。另一部分地区，土司负隅顽抗，不愿改流，鄂尔泰以大军进剿，迫使其就范，这种地区的改土归流带有暴力的强制性，留下了政治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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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雍正四年到雍正九年，改土归流大体告一段落。湖南地区全部改土归流，其余地区还有数量不等的土司保留下来。在改流地区，设置了与中原地区同样的府、州、县及镇、协、营、汛，派驻官兵，以中央委派的流官代替世袭的土司统治，并着手改革许多落后的剥削方式及种种陋规恶习。以湖南为例，改土归流后的永顺府，把以前土司征收的“火坑钱”、“锄头钱”、“烟火钱”等项杂派私征加以禁革，而代之以与中原划一的制度，按田地肥瘠分别征收数量不等的赋税。改土归流后在西南地区开辟了若干交通要道，使各族人民交往日趋密切，先进的经济文化不断输入少数民族地区，“久荒之土，亩收数倍”。改土归流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对于西南边疆的巩固，自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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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即位后，积极推行密折制度，并定下缴批的规则。现存雍正朱批谕旨，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臣下的密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小至天气变化、农业收成、米帛价格，而口才雄辩、笔锋锐利又精于书法的清世宗亲拆亲阅，用红笔写下意见（即朱批），发回具奏人阅后，才缴回朝廷。雍正十年（1732年）清世宗命臣僚选编其中百分之三四十，编印成书，即《雍正朱批谕旨》，成为研究雍正朝历史的基本史料。1949年日本京都大学宫崎市定发起《雍正朱批谕旨》研读会，其后主持人易为佐伯富及小野川秀美。一部书的研究持续近二十年，成果源源不断，足见其史料价值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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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94．八旗，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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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兵入关以后，正规军队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称为额设制兵。八旗兵是满洲在关外原有的军队，它源于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满洲早期的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建于努尔哈赤时期。其户口编制大致是这样的：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满语“大箭”，汉语译为佐领），五牛录编为一甲喇（满语“队”，汉语译为参领），五甲喇编为一固山，每个固山各有黄、白、红、蓝颜色作旗帜，因此汉语把固山译为旗。原先人少，只分四固山（旗），以后人口增多，又增加四固山，在原来旗帜周围镶一道边，即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合起来称为八固山，即八旗，约六万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每旗由一个满洲贵族管理，称为固山额真，译成汉语就是旗主，以后改称固山昂邦，意即都统。满洲入关时，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实际已有二十四旗，习惯上仍称为八旗。编入八旗的人称为旗人或旗下人。顺治以后，八旗中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成为上三旗，因为皇帝原是这三旗的旗主，所以这三旗后来号称“天子自将”，皇帝的警卫也由这三旗的子弟担任。其他五旗成为下五旗，不担任皇帝的警卫，只管贵族王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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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兵入关时，人数不到十万，战斗力很强，统一全国，所向披靡。入关后，八旗有京营（禁旅）与驻防之分，京营任卫戍京师之责，以满蒙八旗为限；驻防负地方镇抚之责，与汉人分城而居，开始时仅驻于东北、直隶、山东、山西，后推广至各省。在军事重地设置将军、都统等职。将军位高权重，可监视总督、巡抚，分驻江宁、杭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宁夏、绥远。八旗兵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城内外，约有十二万人，在各省驻防的约有十万人，合计二十二万多人。承平日久，享乐腐化，八旗子弟们游手好闲，不习武艺。顺治七年（1650年）以后，八旗满洲兵、蒙古兵战斗力下降，新旧汉军成为主力，顺治十四年清世祖公开承认“今八旗人民怠于武事，遂至军旅隳敝，不及曩时”。到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毫无战斗力，只得仰赖绿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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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营兵是入关后改编或新招的汉军，因军旗绿色，又称绿旗兵。在北京的称巡捕营，隶属于步军统领，列汛分营，约一万人，各省有六十余万人，一省多者六七万，少者万余。有各省总督统辖的督标，巡抚统辖的抚标，提督统辖的提标，总兵统辖的镇标，将军统辖的军标等，标下设协，协下设营，营下设汛。三藩之乱时，清朝统治者先后动员了绿营兵四十万，每遇战事都是绿营兵在前，八旗兵在后。清中叶以后，绿营兵也不堪战斗，不得不依靠各地的乡勇、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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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中央政府机构仿照明朝制度，设置内阁、六部、都察院。内阁由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的殿阁大学士组成，殿阁大学士满汉各二员，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员，它是最高行政机构，其职能主要是对各级衙门的奏章草拟处理意见供皇帝裁决，即所谓“票拟”。雍正初年军机处成立后，内阁成为虚设机构，有名无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设尚书满汉各一员，左右侍郎满汉各一员，意在满汉官互相牵制，其职权比明朝大为削弱，无权决定大政方针，只限于办理具体事务。都察院设左都御史满汉各一员，左副都御史满汉各二员，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由外省总督、巡抚兼任。其职权也较明朝逊色，已无封驳诏令、巡按各省之权，仅限于稽查官府、纠察有司而已。大理寺设卿，满汉各一员，少卿满汉各一员，复审刑部重大疑案，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此外还有理藩院（掌蒙古、西藏、新疆等地民族事务）、通政使司（掌内外奏章提送）、国子监（太学）、钦天监（掌天文历法），以及管理皇室事务的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詹事务、宗人府等。以上机构大抵与明朝相仿，所不同的是废除了明朝宦官的二十四衙门，设立内务府，由王公贵族为总管大臣来管理宫廷事务，由上三旗的包衣（家奴）承担宫内各项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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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关军国大事的决策权，由凌驾于内阁之上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称国议，全由统率八旗的满洲王公贵族组成，他们掌握兵权，经过他们研究决定的事，称议政王大臣决议，对皇帝也有约束力，内阁只是一个执行议政大臣决议的办事机构而已。这种体制很容易滋生议政王大臣擅权跋扈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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