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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遏制沙俄扩张的尼布楚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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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17世纪中叶，进入黑龙江流域。1632年俄国人第一次听说阿穆尔河（黑龙江）的存在。黑龙江满语为萨哈连乌拉，达斡尔语为卡拉穆尔，意即黑河。俄国人最初在黑龙江两岸碰到的是达斡尔人，从他们那里知道了这个称呼，因而把黑龙江称为阿穆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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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入侵黑龙江流域的是由俄国雅库次克行政长官派出的波雅科夫一行，他们越过外兴安岭，到达黑龙江口。波雅科夫回去后向莫斯科报告，只要三百人的武装就足以征服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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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入侵的是哈巴罗夫。这个西伯利亚富商向雅库次克行政长官提出，愿意自费招募一百五十名武装哥萨克，承担窥探黑龙江的使命，并使当地居民向沙皇缴纳贡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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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军队与当地人民多次抗击俄国入侵者：顺治九年（1652年）乌札拉村之战，顺治十二年呼玛尔之战，顺治十五年松花江之战，其中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二十五年两次雅克萨之战的规模最大。雅克萨是俄国入侵者在黑龙江边建筑的堡垒，经过清军的两次打击，迫使俄国同意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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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方谈判代表为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一等公佟国纲，清圣祖在他们行前指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与之划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清朝代表与俄国代表在尼布楚河与黑龙江汇合处的尼布楚城进行。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走向：西南沿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格尔必齐河为界，北面以外兴安岭为界，东面乌第河以南、外兴安岭以北为待议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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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政府对条约是满意的，因为它不仅划定了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新疆界，同时还取得了与中国通商的权利。俄国首席代表柯罗文回国后被封为大贵族，受到沙皇接见与嘉奖，以后还被提升为总理外交事务大臣、海军大将。对于清朝政府而言，条约的签订使北方东段边界获得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在边界线上刻石立碑，每年五月、六月由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派出边防军，分三路前往格尔必齐、额尔古纳、墨里勒克、楚尔海图等地进行巡查。清朝的瑷珲将军（黑龙江将军）、宁古塔将军（吉林将军）负责管辖黑龙江两岸直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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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定准噶尔部与统一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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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清初，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全归顺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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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西厄鲁特蒙古，元朝时称卫拉特蒙古，明朝时称瓦剌蒙古，据有阿尔泰山以西、天山以北，直至巴尔喀什湖东岸。它分为四部：和硕特部（乌鲁木齐附近）、准噶尔部（伊犁附近）、杜尔伯特部（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塔尔巴哈台附近）。清初，准噶尔部渐强，准噶尔汗噶尔丹（曾在西藏做喇嘛）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统一了四部，之后又越过天山，统一了回部，天山南北全归噶尔丹控制。他为了进一步控制漠北喀尔喀蒙古，发动了战争，在占领漠北后又进兵漠南。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在俄国支持下率兵两万余，以追喀尔喀为名攻入漠南蒙古乌珠穆沁一带，又乘势渡过西拉木伦河，兵锋抵达乌兰布通（赤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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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动向引起清圣祖的密切关注，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他在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率军亲征，取得乌兰布通、昭莫多战役的大胜。俄国看到形势逆转，拒绝了噶尔丹提出的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走投无路的噶尔丹在清军围困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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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继承准噶尔汗，与清朝对抗，一度控制了西藏、青海、喀尔喀。经过雍正时期的连年征战，继之以乾隆初年的征战，准噶尔在西藏、青海、喀尔喀的势力已陆续肃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军队攻占了准噶尔部的根据地伊犁，两年后，准噶尔部的叛乱终于平定。清朝随即在新疆天山北路派驻伊犁将军、乌鲁木½都统、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又在外蒙古、唐努乌梁海设乌里雅苏台副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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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南路信仰回教的维吾尔族居住区，当时称为回部，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后，原来被准部俘虏的大小和卓木返归回部，举兵反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清朝军队进入回部，于乾隆二十五年统一了天山南路的回部，随即在喀什噶尔设置参赞大臣，统属于伊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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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对西藏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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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九年（1652年）达赖五世到北京朝见清世祖，被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达赖五世逝世，领主第巴桑结大权独揽，支持准噶尔汗噶尔丹向喀尔喀进攻，阻挠清军进攻噶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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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准噶尔部后，桑结阴谋败露，遭到清廷斥责。桑结不得不拥立达赖六世。藏王拉藏汗反对桑结擅权，桑结杀拉藏汗不成，又想驱逐拉藏汗。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拉藏汗杀桑结。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派军队入侵西藏，拉藏汗向清廷告急，清朝派安西将军率兵援救，全军覆没。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军击败准噶尔军队，清廷敕封达赖七世，并护送入藏，任命康济鼐为藏王，共同治理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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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年（1726年）清廷议定在西藏设置驻扎大臣，直接监督西藏政务。次年，大学士僧格、副都统马拉以首任驻藏大臣身份奉命赴藏，加强中央对西藏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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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五年（1750年）驻藏大臣副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被杀，清廷命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率兵平叛。随后改革西藏政治与宗教制度，提高驻藏大臣地位，确定达赖喇嘛为宗教首领兼政治首领，受命于中央，废除藏王制度，实行驻藏大臣、达赖、班禅“互参制”，达赖管理康（喀木）、卫（前藏）两地，班禅管理藏（后藏）、阿里两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军击退英国指使的廓尔喀侵略军，驻藏大臣的权力进一步加强。此后实行金瓶掣签制，解决大农奴主操纵达赖、班禅的转世问题，要在驻藏大臣监督下当众抽签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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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奠定了汉唐盛世都难以比拟的疆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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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96．“夕阳无限好”——康雍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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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乾隆时代国内的相对和平，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动乱时期陷于停滞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新的社会安定的环境下获得了大规模、高速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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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内部结构的变化呈现出引人注目的态势。南方各省实行水稻双季种植，一年三熟（稻、稻、麦），大幅度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及单位面积产量。一般地方稻米亩产两三石已很寻常，南方某些高产地区亩产可达五六石或六七石。明中叶以来出现的“湖广熟，天下足”的格局，到这一时期显得更加明朗化了。高产粮食作物番薯、玉米的引进与推广，在这一时期已大见成效。番薯于1576年传入中国后，首先种植于云南，稍后传入福建，成为粮食不足的东南地区农民的一种主食。1742年以前主要在南方传播，以后才传向北方。乾隆时期推广番薯种植很有成效，嘉庆以后又继续推广，使它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玉米于1531年传入中国的西南及东南地区，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成为西南山区的主要作物。东南移民流入川陕豫鄂山区时，把它推广种植到那里，使这一地区玉米获得意料不到的高产。嘉庆时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说：“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即玉米），包谷高至一丈许，一株常二三包，上收之岁一包结实千粒，中岁每包亦五六百粒，种一收千，其利甚大。”不仅迅速开发了这里未曾开发的大片山地，而且为源源涌来的移民提供了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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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有明显增加，桑、茶、棉、甘蔗、蓝靛、烟草都成为当时极重要的商品化的农作物。原来很少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受商品化趋势的影响，也普遍种植经济作物，例如河北的冀州、赵州、深州、定州“栽培棉花者占十之八九”；又如烟草由菲律宾传入后最初种植于福建，康熙时已传播到湖广、广东、直隶、河南、陕西等地。由于商品作物栽培的日趋专业化，引起了对主要粮食作物不断增长的需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粮食销售网络：由湖南、湖北、四川、江西、安徽运销至江苏、浙江；由台湾、浙江运销至福建；由湖南、湖北、江西运销至广东。从总体上看，依然可以概括为“湖广熟、天下足”，于是湖南的湘潭、湖北的汉口，形成了兴旺的米市，成为商品粮的集散中心。湘潭是湖南内部米粮最大集散地，据乾隆《湘潭县志》说：“湖南米谷，自衡州而下，多聚于湘潭。大约视湖北、江南之时价为低昂。”湖南所产米粮集中于湘潭，再由湘潭转运汉口，沿江而下。汉口为湖南、湖北、四川米粮的最大交易市场，据赵申乔《自治官书》所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九月的一个奏折说：“湖南相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者多，或在汉口地方出售，或转卖与江浙贸易之人……且江浙买米商贩多在汉口购买，而直抵湖南者无几，是湖北转运江浙之米，即系湖南下汉口之米。”《雍正朱批谕旨》中，无论封疆大吏的密折，还是清世宗的朱批，都不约而同地探讨“江浙仰给于湖广”的问题。浙江巡抚程元章说：“杭嘉湖三府属地，地窄人稠，民间以育蚕为主，田地大半植桑，岁产米谷，除办漕外，即丰收之年尚不敷民食，向藉外江商贩接济。”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高宗的上谕也说：“浙西一带地方所产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广客贩米船，由苏州一路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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