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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的苏州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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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四川、江西的商品粮沿长江东下折入运河南下，在长江三角洲最理想的集散地当然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地苏州，于是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苏州阊门西七里的枫桥米市。枫桥米市再转运长安镇米市，向浙江各地转销，或经由上海县、乍浦镇运往福建。据全汉昇《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推算，仅雍正十二年（1734年）一年中，自湖广运往江浙的食米，为1000万石左右，于此可见一斑。据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估计，鸦片战争前全国的商品粮达245亿斤，按每石150斤计，合16333.3万石，值银16333.3万两。从中可以窥知粮食商品化的程度以及米粮贸易的盛况，而这种盛况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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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作为农村副业的纺纱、织布与养蚕、缫丝、织绸，都比明朝有所推广，除了知名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四川、福建、山东、湖南、广东等地也正在迅速发展。南京、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已可以与苏州、杭州相媲美，乾隆时南京城内已有织机三万台，产量相当可观。雍正时从杭州迁至广州北郊的丝织业，所产纱绫号称“甲于天下”，“金陵、苏、杭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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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松江、苏州一带生产的优质棉布“衣被天下”的情况较前更胜一筹。松江人钦氏的《松问》说：“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据钦氏估计，“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松江棉布每天的销售量达15万匹，一个秋季（三个月）的销售量达1350万匹。无锡号称“布码头”，由这里销往江北淮扬高宝一带的棉布也相当可观，《锡金识小录》说：“一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据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估计，鸦片战争前国产棉布的商品量为31517.7万匹，值银9455.3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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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农家生产的“土布”还成为外贸的重要商品。早在18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运销“南京棉布”。所谓“南京棉布”是当时洋人对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所产棉布的通称，正如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家所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这些棉布大抵是经上海港运往广州出口的，与其称为南京棉布，不如称为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为合适。18世纪30年代，中国的手工织造的棉布（即所谓土布）首次由东印度公司运销英国。18世纪50年代以后，西班牙、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也开始运销中国棉布。在北美大陆，早在美国独立前，就有中国棉布输入，到19世纪中叶，美国已成为中国棉布的主要买主。著名学者马士（H.B．Morse）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档案，研究了18世纪、19世纪欧美商船从广州输出的中国棉布的详细情况：1786年372020匹，1790年509900匹，1792年402200匹，1793年426000匹，1794年598000匹，1795年1005000匹，1795年820200匹，1797年573000匹，1798年2125000匹，1799年1160000匹……从1798年至1833年由广州输出的棉布共计44622739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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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一向是中国驰名世界的外贸商品，进入清代以后销售势头愈旺。据乾隆《吴江县志》说，从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丝价由每两值银二分增加到银六分至八分，增长三至四倍。这种情况与国内及国际市场对丝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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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出口的商品，就其价值而言，一直到1720年为止，丝与绸都是第一位的，1720年以后茶的出口价值才跃居第一位。乾隆时丝虽然成为仅次于茶的出口商品，出口数量却与日俱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李侍尧在一个奏折中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卖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万余斤至三十二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夷，载运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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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出口的湖丝，每年价值白银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上下。由于有利可图，太湖周边丝绸业市镇出产的湖丝，经由商人之手源源不断外销，致使国内市场丝价日趋昂贵，刺激了农民从事湖丝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湖丝的黄金时代。乾隆二十四年李兆鹏在奏折中指出：“近年以来，南北丝货腾贵，价值较往岁增至数倍”，“民间商贩希图重利出卖，洋艘转运，多至盈千累万，以致丝价日昂”。鉴于国内市场丝价日益昂贵，政府申令限制出口。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高宗颁发谕旨：“前因出洋丝斤过多，内地市价翔踊，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织衽。”所谓限制，其实是官样文章：“每船准其配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两年后便宣布弛禁。这固然是考虑到前任浙江巡抚庄有恭的申请，即体察杭、嘉、湖三府民情，以丝斤弛禁为便，其实恰恰反映了湖丝出口的经济趋势不以官方意志为转移。此后输出量与价格都在不断增长。马士对康熙、乾隆时期东印度公司购买湖丝的价格有详细记录，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出口贸易的发展丝价上涨的一般趋势：1699年每担丝值银137两，1720年涨至150两，1750年涨至175两，1755年涨至190两，1759年涨至198两，1763年涨至250两，1768年涨至294两，1784年涨至31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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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丝集散中心南浔镇因此生意兴隆，一片繁华。南浔镇的丝行因其销售对象及经营方式不同，而有京行（庄）、广行（庄）、经行（庄）、划行（庄）、乡行（庄）等，时人有诗曰：“闾阎填噎驵侩忙，一榜大书丝经行，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温丰《南浔丝市行》说“一日贸易数万全金”，蚕丝贸易的旺季是从小满到中秋，约四个半月，以每天贸易额数万两白银计，整个旺季的贸易额约为五百万两至一千万两白银之间。这一估算可以从另一资料得到证实，徐有珂说：南浔镇“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十万包丝的售价为白银一千万两左右，就是说，湖丝极盛时南浔镇出口额达白银一千万两左右，由此可见“一日贸易数万金”，并非夸张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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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几个侧面勾画了康雍乾盛世的景象，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乾隆晚期出现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财政消耗是一大原因。清高宗模仿他的祖父清圣祖，多次出巡南游，每处供奉消耗银两动辄二三十万两，比乃祖多二三十倍。他还大造宫殿园林，是整个清朝建园林最大最多的皇帝，如扩建圆明园，增建长春园、万春园，其他如避暑山庄七十二所（分布于热河承德等地），连他的亲信大臣也不无嘲讽地说：“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乃在热河口。”乾隆在位六十年中，穷兵黩武，还自鸣得意，自夸为“十全武功”、“十全老人”，消耗了大量军费，单是大小金川（四川西北部）两次战事就耗银七千万两，十全武功的代价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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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宠信的大学士和珅担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擅权跋扈，卖官鬻爵，招权纳贿，督抚司道畏其气焰，无不奉迎拍马，于是官场从上到下糜烂不堪。著名的山东巡抚国泰贪污集团案，造成山东一省财政亏空达数十万两白银；甘肃侵粮冒赈案，牵连官吏达七十多人，其中贪污银子二万两以上被处死的就有二十二人，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然而这些人与和珅相比不免小巫见大巫。和珅在苏州建造陵墓，立享殿，置隧道，可以与皇陵相比，号称“和陵”。和珅姓钮祜禄氏，正红旗籍文生员，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始授三等侍卫，四十一年任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他建立了一个由他控制的遍布全国的亲信集团，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四日，太上皇（高宗弘历）驾崩，仁宗颗琰立即剥夺和珅之职，定其二十四大罪，十八日赐和珅自尽。査抄家产，共一百零九宗，计有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土地八千余顷。据说和珅家产总计达白银二亿三千万两之多，相当于国库数年的总收入。学者们以为不可轻信，迄今仍是一个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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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必由富、强两方面构成，富既不再，强也难存，必然成为衰世。嘉庆以后，一代不如一代。一次清仁宗（即嘉庆帝）南巡到杭州阅兵，士兵射箭“箭箭虚发”，练骑术“驰马人坠地”，这种不祥之兆，预示着衰世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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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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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97．文化专制与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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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以东林、复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投身政治运动，抨击时政，开拓了新的学问之道。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是对现实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清初，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政策，迫使知识分子疏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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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九年（1652年）政府宣布禁止学者创设书院、纠众结社：“各提学官督率教官诸生，著实讲求平常所学之经书义理，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集群作党，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清廷对于书院再度成为在野知识分子政治集会的场所是高度警惕的，为此又宣布禁止言论与出版自由：“说书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尚典实纯正，今后督学以《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蒙引存义》、《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责成提调教官，课生儒诵习讲解……坊间书贾只许刊成文业有益诸书通行，严禁滥刻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窗艺社稿，违者从重治罪。”康熙时期继承了顺治时期的政策，康熙二年（1663年）重申顺治九年对书坊的禁令，康熙九年公布了取缔书坊的罚则规定。雍正时期再次重申取缔集会、结社，“文人纠众结社，大有关系于人心风俗……如生员监生等以文会结社聚众……该地方官立即拿究申革。远集各府州县之人，标榜社盟……照奸徒结盟律分首从定罪”。于是乎，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生员阶层的政治运动完全萎缩了、沉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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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箝制的另一方面是，提倡理学，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比前朝更加严格，旨在以功名利禄收买汉人，必令俯首帖耳。科举考试的第一级是夤（yín）试，三年举行两次，通过县考、省考（院考），即为生员（秀才），全国每次录取二万五千名；第二级是乡试，每省三年举行一次，考中第一名者为解元，其余为举人，全国每年录取一千四百名；第三级是会试，三年一次在首都举行，通过礼部考试，第一名为会元，其余为贡生；接着进行殿试（或廷试），中试的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为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为同进士出身，合计约二百名左右。这一场场的考试，注重的是背诵高头讲章，以及与国计民生毫不相干的八股文，那些状元、进士大都并无真才实学，更不知经世致用，其中不乏蠢才、庸才。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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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令人望而生畏的文字狱接二连三地袭来，以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廷“明史狱”和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狱”最为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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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廷，湖州南浔人，家道殷富，稍有才学，顺治年间购得同乡朱国桢《明史稿》，请名士修改，并增补天启、崇祯及南明史事，以《明史辑略》的书名作为自己的著作出版，引起哄动。知县吴之荣告发，酿成大狱。庄廷钱已死，仍处以“断棺戮尸”的刑罚。凡是为该书作序、校补、刻印、发售者，乃至与该书有一字一词牵连者，全部处死，先后死者七十多人，株连七百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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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安庆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此人一向关心明史尤其是南明史，广泛收集史料，编成《南山集》，把南明福王、桂王政权视为正统。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告发，《南山集》用南明弘光、永历年号。戴名世因此被处死，祖孙三代直系、旁系亲属，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统统处死，其他受株连的有几百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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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时期汪景祺、查嗣庭、钱名世、曾静等，也因文字遭祸。汪景祺是年羹尧的幕僚，其所著《西征随笔》，不仅讥刺时政，而且对年羹尧大事吹捧，什么“洗刷数十年之陋习，整顿数千里之封疆”，誉之为罕见之功臣，这构成了年羹尧九十二条罪状中的一条。清世宗作为“奸党”的证据，在惩处年羹尧的同时，把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斩决。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主考官，被人告发所出试题（“维民所止”）有讥刺皇帝之意，又查出其日记中有“狂妄悖逆之语”，以侍讲钱名世获罪系“文字之祸”，清廷定他“腹诽朝政，谤讪君上”，把他关入监狱，死后遭戮尸处分，株连到亲属学生。侍讲钱名世因为写诗为年羹尧称功颂德，落个革职回籍的处分，清世宗亲书“名教罪人”匾额张挂于其宅第加以凌辱。著名的曾静一案卷入了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尖端——世宗嗣位与诸王纷争的纠葛之中，从《大义觉迷录》看来，曾静的主要罪状是“遣其徒张熙授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所谓“诬谤之词”是指诬世宗“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类。由曾静一案引起的吕留良案，影响更大。吕留良在著述中力倡夷夏之别，为反清复明造舆论。曾静劝岳钟琪谋反，宣扬吕留良的言论。清世宗下令把早已死去的吕留良戳尸示众，族人斩首，孙辈流放宁古塔，而曾静因悔过认罪，并公开写文章批判吕留良的“逆说”，而免罪释放。清高宗即位之初，便下令把曾静等人处死。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浙江天台人齐周华刊刻为吕留良鸣不平的文稿及其他“悖逆”著作，而遭凌迟处死，可见此案的余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也可见乾隆时文网更加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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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处斩后五十多年，清高宗又因“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了七十一岁的举人蔡显，受牵连的达二十四人。因为蔡显刻印了自己的著作《闲闲录》，被人揭发其中有“怨望讪谤”之词。所谓“怨望讪谤”之词，是指蔡显引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原意是说红牡丹是上品，紫牡丹称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当局竟望文生义，指责蔡显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即“异种称王”。蔡显只得被迫自首，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上报皇帝，拟按大逆罪凌迟处死。清高宗看了奏折和《闲闲录》，下旨把蔡显“从宽改为斩决”，同时对高晋等大加申斥，因为他们没有发现《闲闲录》中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羹尧）案得罪”之类大逆不道的话，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