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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字贯案”更为离奇荒唐，也更加蛮不讲理。江西举人王锡侯编了一本字典，名曰《字贯》，删改了钦定的《康熙字典》，没有为清代皇帝名字避讳。结果不但王锡侯遭严惩，书版及书册均被销毁，而且牵连江西巡抚海成、两江总督高晋等官员，以“失察”治罪。此案的审问笔录十分滑稽，犹如一幕荒诞剧。官员问：“你身为举人，该知尊亲大义，乃于圣祖仁皇帝钦定《康熙字典》擅行辩驳，妄作《字贯》一书，甚至敢于凡例内将庙号御名排写。这是大逆不道的实迹，究竟你是何主意？据实供来！”王锡侯答：“我从前因《康熙字典》卷帙浩繁，约为《字贯》，原因便于后学。这书内将庙讳御名排写，也是要后学知道避讳，实是草野无知，后来我自知不是，就将书内应行避讳之处改换另刻了，现有书板可据，求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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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对文字挑剔之苛细令人防不胜防，也使那些谄媚奉承的大臣们因露骨的沽名钓誉而自讨没趣。大理寺卿尹嘉铨已经退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高宗巡幸五台山回京时路过保定，尹嘉铨派其子送上两本奏折，其一是皇帝曾有诗褒奖其父尹会一，请皇帝赐给谥号；其二是请求把本朝名臣范文程等与其父尹会一给予从祀孔庙的待遇。高宗大怒，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指定大学士英廉和直隶总督袁守侗负责对尹嘉铨抄家事宜，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结果断章取义地查到其文章中有“为帝者师”字样，高宗咬文嚼字地批驳道：“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否？”在严刑逼供之下，七十多岁的尹嘉铨叩头认罪：“只求皇上将我立置重典，以为天下后世之戒，这就是皇上的恩典。”高宗亲自作出裁决：处以绞刑，销毁其著述及有关书籍九十三种。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中，谈到尹嘉铨之狱，议论风生：“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治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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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代文字狱档》所收录的文字狱档案，从乾隆六年（1741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四十多年中，就有文字狱五十三起，几乎遍及全国，造成一种以文招祸的恐怖气氛。清高宗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的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四库全书》的编纂当然是一大盛举，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收集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多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有内府藏本、各地藏书家的进献本、《永乐大典》的辑本，弥足珍贵。但是，四库全书馆在编书的同时承担了一项重要使命：禁书与焚书。四库全书馆从各省采进本中查出禁书，送交军机处，再由翰林院仔细审查，把“悖谬”文字逐条写成黄签贴在书眉上，或把应毁原因写成摘要，由清高宗裁定后，一并送到武英殿前的字纸炉，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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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禁书，首先必须征书。清高宗通过其亲信搜集江南情报，对江浙著名藏书家了如指掌，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给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下旨，要他们对东南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征求书籍，并声明：“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妄诞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毁弃，转谕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等到征书已全面展开，禁毁书籍的本意已无须隐晦，清高宗在乾隆三十九年诏谕各地督抚，凡在征书中发现“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而重点是明季野史，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等人的著作，乃至民间流行戏曲剧本诸如昆腔、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都要“不动声色”地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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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宁陈乃乾《禁书总录》统计，查禁焚毁书籍中，全毁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才保留下来的。尤其可恶的是，四库全书馆的官员奉命无端删改文字，如今所见《四库全书》中的部分著作，已非本来面目，它的文献价值是大打折扣的。《四库全书》收录3457种，销毁2453种，占十分之四；而且收录的书中，也有十分之一的字句被删改。何况它的版本选择不精，又失于校勘，为学者所诟病。叶德辉《书林清话》说：“当时编检诸臣，急于成功，各韵散见之古书，既采之未尽，而其与见行刻本有异者，全不知取以校勘，甚有见行者非足本，大典中有足本，亦遂忽略检过，不得补其佚文，可知古今官修之书，潦草大都相类。”因此，曹聚仁慨乎言之：“‘潦草’二字，可作《四库全书》定评，用不着把这部书看得了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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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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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98．乾 嘉 学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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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对清朝的学术作过透辟的分析，并概括为一句话：“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这种博大、精深、新颖的现象与特点，与各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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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动，造就了一代伟人，呼唤出众多的抱负宏大、视野宽阔的思想家，这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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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力挽狂澜，反对空谈，倡导实学。他处在当时的社会剧变中，对地理沿革、文字音韵等各类有用的学问给予极大的关注，并把它运用到儒家经典的解释中。在治学方法上，他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成为后世朴学的始祖。但他比乾嘉学派高明，搞综合学问，以博大为特色，并不钻牛角尖；乾嘉学派不敢过问政治，他大胆地从现实政治出发研究学问，求学是为了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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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投身政治洪流，抨击专制政治，倡导民主思想。其父遭阉党迫害死于狱中，在父亲影响下，研究学问的同时，关注时政，明末领衔签署《留都防乱公揭》。明亡后，撰写明史，总结历史经验。他的最大贡献是民主思想，在政治上，处理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时，以天下为主，以人民为主；在学术上，提倡学术自由，“是非决于学校”，提倡百家争鸣，“殊途百虑”，反对依样画葫芦。他撰写《留书》、《明夷待访录》，是为了探讨当时社会的“治乱之故”，涉及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否定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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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抗清失败后隐居著书，清算传统文化与思想，成为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从各种角度批判王守仁与朱熹，在理与气的关系上，强调气（器），“天下唯器”；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行，反对知行合一、以知代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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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王国维所说“国初之学大”，它与乾嘉学派的区别，一言以蔽之，一为经世之学，一为逃世之学，这种差别是时代、社会造成的。康、雍、乾时期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那些论时事、讲历史的人，一旦被认为有碍统治，不是杀，就是流放，其著述被视为悖逆之论，一律严禁、销毁。这使一般读书人、学者不敢议论时政，或故意远离现实，超脱于时政，埋头于故纸堆，沉潜于为学问而学问。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大力提倡汉学，也是促使乾嘉学派形成的原因。清圣祖曾对讲官张玉书说：“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又说：“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清高宗惩处尹嘉铨这个专门讲求义理性命的理学名臣时，善体上意的大学士三宝奉命审讯尹嘉铨，专门以其丑行揭露理学家的假面具（如逼良家女子为妾等）。此举显然是警告那些理学家不要沽名钓誉。理学家在康熙时似乎尚有点吃得开，到乾隆时只得偃旗息鼓了。代之而起的是汉学，即汉儒注经的章句之学，亦即朴学、考据学。在学术源流上，乾嘉学派得益于朴学的奠基者顾炎武，以及先驱者阎若璩、胡渭，有着历史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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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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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之学精，精就精在“沉潜诸经”这点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乾嘉学派的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以“无征不信”为治学的根本准则，强调“通经有家法”，“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甚至不敢以经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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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分为吴派与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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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派的创始人惠栋（1705—1758年），苏州吴县人，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师承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之学，搜集汉儒经说、各家野史，加以编辑考订，以详博见称于世，是吴派经学奠基人。他与周围的学者研究经学从古文字入手，重视声韵训诂，即从识字审音而通训诂，再由训诂而求义理。他们的另一特点是唯汉是从，其出发点本是针对宋儒对经典的任意穿凿附会，矫枉过正，走向极端，成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盲目信奉者。惠栋的代表作《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周易述》、《明堂大道录》等，陷于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的怪圈之中。然而却得到清高宗的青睐，大力提倡，要大臣保荐经术之士，刊印《十三经注疏》，汉学由此而声望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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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派学者成就突出的还有沈彤、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等。沈彤（1688—1752年），苏州吴江人，通经学，尤精三礼，著有《周官禄田考》、《仪礼小疏》、《春秋左传小疏》等。江声（1721—1799年），苏州元和（今吴县）人，宗汉儒经说，精研古训及《说文解字》，著有《尚书集注音疏》、《六书浅说》等。王鸣盛（1722—1797年），苏州嘉定人，主张“训诂必以汉儒为宗”，“治经断不敢驳经”，“墨守汉人家法”，著有《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编》等。钱大昕（1728—1804年），苏州嘉定人，王鸣盛妹婿，精通训诂、词章、金石、天文、历算、历史，曾参与编写《续文献通考》、《续通志》等书，著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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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派的创始人戴震（1723—1777年），徽州休宁人，字东原，青年时求学于江永。乾隆二十年（1755年）到北京，结识名士纪昀、朱筠、王鸣盛、钱大昕等，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校订《大戴礼记》、《水经注》。他强调义理之学，把训诂考证与义理结合起来，因此其考证、注释经典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过了同时期的学者，汪中说：“戴氏出而集其成。”他对经学、训诂、音韵、天文、历算、地理都有精深研究，反对师法汉儒，主张学宗原经，著有《孟子字义疏证》、《毛郑诗考证》、《声韵考》、《方言疏证》等。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反映出考证研究对义理思想的冲击，其理论冲击力表现在以《孟子》为批评武器，向当时的正统学说挑战：“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因为这种关系，美国学者艾尔曼（B.A. Elman）在《从理学到朴学》中把戴震的社会批判定位为“从考证回归义理”，而感叹于“戴震的社会批判学说的惊人影响为西方汉学界长期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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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派学者成就最为突出的还有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段玉裁（1735—1815年），镇江金坛人，师事戴震，尤精小学、考据、经学、音韵，积数十年之精力，注释《说文解字》，王念孙在为《说文解字注》所写的序言中，称赞段注是“千七百年来无此作”。段玉裁另外还著有《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六书音韵表》等。王念孙（1744—1832年）扬州高邮人，师从戴震，擅长文字、音韵、考据，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古韵谱》等。王引之（1766—1834年），扬州高邮人，继承其父念孙，研究音韵训诂学，世称高邮王氏父子之学，著有《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周秦古字解诂》、《字典考证》等。章太炎说：“高邮王氏，以其绝学，释姬汉古书，冰解壤分，无所凝滞，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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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与《孟子字义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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