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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代知名学者多达六十余人，名家辈出，成绩卓著。除上述各项学术领域之外，校勘与辑佚古籍也引人注目，《盐铁论》、《白虎通义》、《华阳国志》、《水经注》的整理，从《永乐大典》、《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初学记》中辑出《世本》、《竹书纪年》、《八家后汉书》、《十家晋书》等，都是颇显功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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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汉学兴盛，考据风行，不免繁琐细碎，舍本求末，但其“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是值得称道的，晚明以来治学空疏之风一扫而尽，把学者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的浮夸学风转变为朴实严谨的学风是乾嘉派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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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以降统治者对思想的统制有所放松，于是后生新进顾忌稍减，赵翼《皇朝武功纪盛》、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苗防备览》等都是涉及当代政治事务之作，学者们开始由为学问而学问转向经世致用。至道光朝，由盛转衰已十分明显，政治问题接踵而来，无法回避，尤其是盐、漕、河三事成为关注焦点。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仿《明经世文编》体例，表明学问力图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外来扩张势力敲打中国的大门，知识分子急欲开眼看世界，了解外国，何秋涛撰《朔方备乘》，林则徐译各国图志，徐继畲译《瀛寰志略》，一改乾嘉学者的钻故纸堆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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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嘉道间社会危机加深，人们深深地感受到“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已经降临，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首先冲破汉学脱离实际的樊篱及繁琐考证的枷锁，面向现实，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章学诚、龚自珍、魏源便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章学诚（1738—1801年），绍兴会稽人，曾为湖广总督毕沅幕僚，助纂《续资治通鉴》。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精心编纂多部地方志，他提倡“六经皆史”，孔子并非集大成者，在汉学盛行的时代，唱出了反潮流的声音，反对脱离现实、复古倒退。他认为学术应“持世而救偏”，反对汉学家“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的倾向，主张学问应“计其实用”。龚自珍（1792—1841年），杭州仁和人，曾从外祖父段玉裁学习古文字学，又从刘逢禄学《春秋公羊传》，是嘉道间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张通经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繁琐考证和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他反对汉学倡导的脱离社会现实、埋头考据的学风，主张继承汉朝今文经学家“微言大义”、“讥切时政”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他希望形成朝廷“更法”、“改图”，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的新风气。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师从刘逢禄，是与龚自珍齐名的今文经学家，曾受聘于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并协助江苏巡抚陶澍从事漕运、水利方面的改革。他认为汉学只知训诂音韵，不知朝章国故为何物，不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过于迂阔陈腐，以致“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途”。他写《圣武记》，以盛世武功激励人心；他受林则徐嘱托编《海国图志》，向国人介绍世界，打开眼界。这就是王国维所说“道咸以降之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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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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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99．从海禁到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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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对海外贸易的政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海禁时期（1644—1683年），第二阶段是多口通商时期（1684—1756年），第三阶段是广州贸易时期（1757—18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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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执行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这是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出发而采取的非常措施。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十八年、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一再下令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康熙二十二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藩之乱平定，台湾郑氏集团投降，先前所面临的反清复明问题已烟消云散，于是清朝中央政府有必要重新检讨海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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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围绕着是否继续实行海禁政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主张开禁的官僚认为，开禁是大势所趋，于国于民都有利。福建巡抚吴兴祚说：“应与西洋、东洋、日本等国出洋贸易，以充军饷。”左都御史慕天颜说：“自一禁海之后，而此等银钱（指外贸收入）绝迹不见一文，即此而言，是塞财源之明验也。”当时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各省地方官都从繁荣经济、有利民生着眼，主张开禁。与此对立的守旧派官僚，如明珠、李光地之流反对开禁，他们从政治着眼，为杜绝不安定因素，反对与外国进行贸易。清圣祖毕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以远见卓识作出立即开放海禁的决定，他说：“先因海寇，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他以国计民生为念，毅然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宣布取消海禁，重开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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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时期的开放范围是比较广的，正式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南京）设置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并且正式设立海关监督，规定粤海关由内务府派任，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任，浙海关及江海关均由两省巡抚兼任。在这些港口沿线及邻近地区也都允许进行对外贸易，例如广东的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等四十三处，福建的厦门、汀州、台北等三十多处，以及浙江、江苏沿海多处港口都是开放的。这一开放不仅吸引了外商前来贸易，也刺激了中国商船载货到国外进行贸易，大体上江浙一带商船多来往于日本长崎和宁波、上海之间，闽粤一带商船多来往于南洋各地。当时有“商人往东洋者十之一，南洋者十之九”的说法，可见南洋贸易是当时的主流。闽粤沿海人民因远贩外洋而活跃了地区经济，也为政府增加了税收，据估计康熙时期海关税银每年至少在四五十万两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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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开放毕竟是有限制的。事实上，从康熙二十三年到康熙五十五年，这三十二年中，与外国的海舶贸易曾在浙江的宁波（舟山）、福建的厦门、广东的广州、澳门进行；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起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部贸易在广州进行，厦门贸易只有两年，宁波贸易只有三年。究其原因是宁波、厦门贸易无章可循，官吏贪污成风，经商十分不便。另一方面，对出海船只的大小规格有严格规定，以防转资海盗或盗米出洋或偷卖船料。当沿海人民不顾清廷禁令，不断移民南洋，大批船只出售给外洋各国之类事件一再发生时，引起了清朝当局的忧虑。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圣祖在与大学士、九卿等官僚谈及此事时明确表示：“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有鉴于此，他下令：“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次年，清政府终于制订了禁止通南洋的政策，即所谓“东洋可去船，南洋不许去船，红毛（西洋各国）听其自来”。《康熙五十六年兵部禁止南洋原案》对此作了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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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雍正五年（1727年）。地方官鉴于禁航南洋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希望开禁。闽浙总督高其倬向清世宗上疏，指出：为了广开谋生之路，对地方有益，只有开洋一途，请求弛南洋之禁。广东方面的地方官也提出一体开洋的请求。清世宗便在雍正五年下诏允准开放南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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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包括清圣祖这样的明君，对于当时世界的大势，对于发展外贸与正在崛起的西方各国展开商业竞争，是缺乏足够认识的，传统的内陆文明与小农思想指导下的对外政策，进取不足而保守有余，处处以防范为主，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天朝大国乃世界之中心自居，视外国为蛮夷，居高临下地加以提防。这种防夷政策几乎是面面俱到的，第一是严禁硝磺、火药、铁器外销，第二是夷商到岸必须起卸武器，第三是务使夷商不能明了中国真相，为此规定：不准夷商在广东“住冬”，不准夷商购买中国书籍，不准夷商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清高宗即位以后愈演愈烈，逐渐收缩通商口岸，从粤、闽、江、浙四省减少到广东一省，从大小百来个口岸减少到广州一口，是有其必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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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高宗下令关闭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乾隆二十四年发生了英商洪任辉（James Flint）要求自由通商的案件，引起清朝政府更加严厉的防范。即使在唯一开放的粤海关，还颁布了防范外国商人的条款：（一）洋船销货后，应饬依期回国，禁止住冬；（二）洋商船毋许汉奸私行交易；（三）内地行商毋许借洋商资本；（四）洋商毋许雇内地厮役；（五）洋船泊处，守备一员督同弁兵弹压、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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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商人必须住在广州城外特别居住区域内的商馆，并且必须通过称为广东十三行的公行进行交易。公行是洋行的共同组织，洋行和公行承销一切外国进口货物，并负责代办外商所需的中国出口货物，以及承保、缴纳进口税项。所谓十三行是一个俗称，实际并非十三家，他们是官方特许经营外贸的商人，他们的行会组织是公行。成立公行的目的在于共同承担官府差料、消除内部竞争、统一货价以及办理中外交涉事件。行商作为官府与外商的中介，负有照料和管束外商的责任。外商在黄埔上岸后，只能住在广州城外省河边的商馆，平时不得任意到商馆区以外走动，更不准入城。他们经商和生活所需的买办、通事、仆役，都必须由行商雇佣。外商有事要向官府递禀交涉，官府有事要通告外商，都经过行商转达。贸易季节一过，行商有责任催促外商离境，或返回澳门居住，不准在广州过冬。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对外商的控制，把对外交往控制在最低限度，但它显然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制度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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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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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乾隆晚期，中国还是一个出超的国家，大多数年份都有贸易顺差，许多外商都要以本国银洋来支付贸易差额。在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外商中，经过产业革命、经济蓬勃发展的英国占一半以上，他们也长期处在逆差之中。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间，中国输往英国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即达96267832银元；英国输往中国的商品（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总共才16871592银元。据统计，18世纪整整百年中，英国因购买中国商品而输往中国的银元达2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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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为改变这种状况，消除限制，缔结基于近代条约的国际关系，特派以马嘎尔尼伯爵（George Lord Macartney）为正使、东印度公司大班斯当东为副使的使节团，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秋到达渤海湾的大沽海口。这次出使目的在于扩大通商与联络邦交，其一，英国想在中国沿海获得如澳门一样的地区；其二，如中国不愿租地，就加开通商口岸，减少广州通商的限制；其三，英国可以遵守中国的鸦片禁令；其四，英国派公使驻北京，并欢迎清公使驻伦敦。对于这个使节团，清廷颇为重视，派官员专程迎接，优礼款待，希望把此次“朝聘”搞成“外夷向化”的盛典。然而双方一接触，便发生了觐礼纠纷。马嘎尔尼尽管在进京途中对清方在他的船上挂上“英吉利国贡使”的旗帜佯装不知，但抵达热河离宫时，拒绝向清朝皇帝行跪拜礼，要求行英国的觐礼——一足跪地，一手轻握君主之手而亲吻。清朝官员经过一番权衡，只同意一半，即一足跪地，而不同意另一半，即亲吻皇帝之手。觐见完毕后，清高宗接过马嘎尔尼呈递的国书，随即赠给英王一柄“白如意”交给马嘎尔尼。马嘎尔尼随后提出如下要求：英国派员常驻北京照管商务，允许英商到宁波、舟山、天津等地贸易，在北京建商馆贮货发卖，中国在舟山附近割一小岛供英商居住、贮货，在广州附近拨一处地方供英商居住并允许其自由出入，减免英商在广州、澳门的内河运输税，允许英国人传教，免除英国人居住税并发给许可证等。清朝政府对马嘎尔尼一行给予热情的招待，却回避实质性的交涉。清高宗一方面明确表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所属”，英船不得驶至浙江、天津等地上岸交易，勿谓言之不预；另一方面，以上谕的形式告知英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考虑到对方的困难，可以承认作为恩惠的朝贡贸易。马嘎尔尼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翌年三月从澳门踏上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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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嘎尔尼觐见清高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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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的信，译成英文在报上刊布，便成了这个样子：“我已经注意到你谦恭有理的态度……我没有忘记你们岛国被茫茫大海与世隔离开来的孤独偏远之感……但我们天朝物产丰饶应有尽有，我们不需要野蛮人的产品。”在当时英国被视为荒谬可笑的消遣和娱乐。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尽量以一种超脱的客观眼光阐释这一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两个扩张性帝国之间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遭遇，英国方面也承认马嘎尔尼的关注不止于磕头，他们派遣使团的目的，是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兼而有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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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Amherst）为团长的使节团前来中国。上次马嘎尔尼出使在礼仪上占了便宜，加深了清朝对于英人“桀骜不驯”的印象，阿美士德出使时，清廷便不再通融了，使节团一到大沽，清朝官员就与他谈判礼仪问题，结果双方陷入僵局，使节团因此被堵在通州。最后清仁宗不耐烦了，下令召见英使，官员连夜用车把他送往北京，当英使抵达圆明园时，借口疲惫不堪要求改日觐见，不顾清方官员劝阻，拂袖而去。英使如此无礼，清仁宗大怒，下令驱逐英使，并且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里宣布：英国遣使前来中国，“礼义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当然，阿美士德原先准备提出的要求，诸如开放宁波、天津、舟山让英商贸易，并在北京设立商馆，允许英商全年在广州城内自由贸易等，也因为双方礼仪争执不决，而根本无从谈起——谈判还未开始已告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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