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48069
1707048070
其二，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数量也日益减少，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如果以17世纪后半期粮价指数为100，那么其后的粮价指数：18世纪前半期为132.00；18世纪后半期为264.82；19世纪前半期为532.08；19世纪后半期为513.35。19世纪的粮价比17世纪上涨了5倍多，粮食匮乏与粮荒日趋严重，一遇自然灾害，就出现大规模饥荒与人口死亡，不可避免地引起各种抗粮、抗租暴动和抢米风潮。不断的灾荒、战乱，使咸丰以后到清末民初，人口不再继续增长，从咸丰初年的4亿多下降至同治初年的近3亿，再由光绪初年的3亿多回升到清末民初的4亿多。人口相对过剩已构成社会动乱的一个因素，而社会动乱又反过来制约人口漫无边际的增长，反映了社会危机的一个恶性循环。
1707048071
1707048072
乾隆末、嘉庆初川楚白莲教起义，可以看作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的一个标志。它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明中叶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大量流民进入荆襄地区，使这一地区得到开发，农业人口的相对过剩在这里获得暂时的缓解。农业人口从已开发地区向未开发地区或开发中地区流动，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荆襄地区流民问题作为一个典型来剖析是很有意义的。到清中叶，这一地区的人口也达到了它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乾隆末、嘉庆初的川楚白莲教起义爆发在这里不是偶然的。流民的生活是不稳定的，一旦遭到灾荒，或失去生活来源，就沦为流氓无产者，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这在荆襄山区尤为显著，官府对此感到十分头痛：“既聚之众，不能复散，纷纷多事，防范最难。”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宗教、迷信、神秘主义的土壤，白莲教在流民中的传播是很自然的，他们自发地形成一种松散的互助组织，白莲教传入后，一拍即合，所谓“教匪之煽惑山民，称持咒念经可免劫余，立登仙佛，愚民无知，共相崇信，故入教者多”。白莲教在组织内部提倡并实行平均主义，他们“戒贪戒淫，可以成佛成仙，所取给米为数无多，而成教之人，又彼党伙，不携资粮，穿衣吃饭不分你我”。一遇灾荒，谋生无着，他们就倡导“吃大户”或聚众谋反。当地官吏说：“倘遇旱涝之时，粮价昂贵，则佣工无资，一二奸民倡之以‘吃大户’为名。而蚁附蜂起，无所畏惧。”
1707048073
1707048074
一旦“蚁附蜂起”后，局势很难控制，“虏胁日众，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这种零星的武装斗争终于酿成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冬荆州、宜昌地区白莲教组织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他们以白布缠头，白旗为号，与襄阳、郧阳一带教徒相联络，分头举事。嘉庆元年（1796年）二月，起义军围房县，克保康、竹山。竹溪、郧县、郧西一带流民纷起响应，汇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武装反抗运动。这场斗争的爆发，实际上已充分显示出相对过剩人口对社会的压力了。这场起义前后持续了九年零四个月，至嘉庆十年五月失败，参加人数达几十万，席卷了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政府征调了十六个省的军队，消耗军费二亿两银子，才把它平定下去。这一事变使清朝由盛转衰的趋势愈益明朗化，从此盛世不再。
1707048075
1707048076
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四十四年中，《东华录》所记录的武装暴动、民众起义，达93次；从道光二十一年到二十九年的九年中，这类暴动、起义竟达110次之多，其后更加风起云涌。由于地方官无法收拾，只得隐匿不报，事实上太平天国起义前各地起事者大小约一百四五十股。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并不完全出于人口压力与粮食失调，但多少反映出人口压力下社会危机的一个侧面。这场持续十多年的全国性大动乱，以几千万人死亡而告终。人口压力以这种形式得以缓解，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同光中兴”，有如昙花一现，并不能改变年复一年的社会动荡状态。
1707048077
1707048078
社会日益贫困化，是危机的一种表现。晚清社会喉舌《申报》对此曾作过深刻的评述：“乾隆年间，非徒帑库充盈，而且各省盐商与广东洋商富能敌国者不可胜数”；“至嘉庆时，虽不能如乾隆以前之盛，然亦尚未闻患贫之说”；“道光初年，而天下之繁富虽不如昔，亦不似今”；咸丰以后“民间之贫又见”；到光绪初年，“中国贫多富少，故金银一入富室，更难望有出时，是以共觉天下愈贫也”。这种天下愈贫的趋势，一方面反映按人口平均的社会财富日趋递减，另一方面反映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则坐拥数十万者亦有之，而贫者常至家无担石之储”。在这种大背景下，社会的动乱是无可避免的。
1707048079
1707048080
1707048081
1707048082
1707048084
国史概要（第四版） 主要参考书目 （按作者姓氏音序排列）
1707048085
1707048086
1．〔美〕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拉尔夫（Philip Lee Ralph）：《世界文明史》，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
1707048087
1707048088
2．〔法〕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
1707048089
1707048090
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
1707048091
1707048092
4．〔美〕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等：《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707048093
1707048094
5．〔美〕崔瑞德等：《剑桥中国隋唐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707048095
1707048096
6．〔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1707048097
1707048098
7．戴逸等：《中国通史（彩图版）》，海燕出版社，2000年。
1707048099
1707048100
8．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等：《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07048101
1707048102
9．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1707048103
1707048104
10．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707048105
1707048106
11．黄仁宇：《中国：マクロヒストリ一》，山本英史译，株式会社东方书店，1994年。
1707048107
1707048108
1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
1707048109
1707048110
13．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1992年。
1707048111
1707048112
14．李济：《中国早期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707048113
1707048114
15．刘炜：《中华文明传真》，上海辞书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2001年。
1707048115
1707048116
16．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707048117
1707048118
17．吕思勉：《中国通史》，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
[
上一页 ]
[ :1.7070480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