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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为命辞，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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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为占辞，即商王根据卜兆作下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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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为验辞，即应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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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预设“上帝”为他们每日的难题准备了答案，龟甲兽骨只是个显示屏，从中窥见“神谕”。不同的部族采用不同的占卜工具，如中国东北地区的扶余国，他们就用牛蹄占吉凶。所谓“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决策就在于“是与不是”“行与不行”。这和掷硬币作决策一样，于是上帝等同概率，或形同幌子。《商书·盘庚下》曰：“非敢违卜，用宏兹贲。”此意为，不是我盘庚斗胆违背卜兆，而是迁殷有更为宏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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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言商人几乎每事必卜，例如卜田、卜征、卜年、卜禾、卜雨等，其实不然。商人在农业方面把握不足，完完全全地靠天吃饭，播种与收获想必都是仪式性的隆重，而战事变数太大，也需借助占卜。“未卜先知”那叫神奇。今人只认卜辞，而事也只有值得一卜才能留下文字记录，未卜之事今人不可得知，却不能臆断没有，这是学者囿于所见。占卜之于商人固然至关重要，然他们又会不断发觉，决疑反会疑上加疑，久而久之，后人总结为——龟甲藏起来就不灵，蓍草用久了就不神。他们习惯扔掉那些用过的蓍草龟甲。《庄子·外物》与《史记·龟策列传》都记载了神龟托梦给宋元王（可能是史上的宋元公）一事，情节虽略有不同，然龟之神性重临，寓意丰厚，容易激起“神龟是否为宋之国宝”的朝议，这是处于周文化包围的殷人后裔才有的奇遇，故相传孔子也颇为关注，并对神龟托梦发表了看法。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这位宋王总以一种极其焦虑纠结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典籍中，如《吕氏春秋·君守》与《淮南子·说山训》都提及宋君“解闭”的故事，“闭”就是未解开的结或疙瘩，焉能不焦虑纠结！此容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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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然没有资格嘲笑殷人对世界的解释，因为他们的智识基础远不如今人，不可同日而语。质而言之，甲骨文主要是占卜之辞，而甲骨本身就是占卜遗物。神职人员垄断文化、占据特权的现象是世界早期文明所共通的。从西周甲骨来看，周人也是如此走来。不过，有时由周人的占卜情况来推定商人亦如此，亦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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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发展是一个传播或者说更多时候是一种下移的过程。巫史玩弄的占卜与文字、纣王御用的象牙筷子、鼎食之家的青铜器（铜镜、铜灯）与贵族姓氏等，这些“高贵”的符号都将在之后历史中由小众走向普及。祭祀起初是一种至高的权力，故他也必然是小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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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用天干地支的组合原创出一种独特历法，“干支纪年法”以60年为一周期，既代表了“日日新”的文明活力，也反映出当时人之寿命不长。干支连续纪日影响深远，可谓中国文化的一大符号，其上涉统治阶层的祭祀、信仰与策略，下连庶民生活的决疑与择吉，专操此业者名为“日者”。而“日名”是指商人对过世者的称谓，即天干字前加亲属称谓，如父甲、父乙等。由于认为祖先灵魂不灭，商族若要寻求功利性的保佑，那么被视作上帝“宾客”的祖先神不可避免地伟大起来。卜辞显示，晚商时商王开始用“帝”字作为父王的谥号，祖灵与上帝有合体倾向，王权也随之有加强趋势，故周人的国王自命为“天子”就显得那么的顺其自然。其后，王权之巅还站着嬴政这位千古一“帝”，此是后话。商代青铜器上多有族徽文字，表明当时的社会尤重祖先血胤。部族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女性的生殖力，子子孙孙均有赖于此。卜辞中关于商人向祖先祈子、关心“诸妇”的受孕生育、婴儿的平安以及为子取名的内容大量出现。《诗·商颂·殷武》中“以保我后生”之语便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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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国之所以能充当周文明的底稿，在于它已有了太多的斯文气与人情味，此二者是文明人所必备的姿态。因为当我们检查周口店的北京人遗骨时，将会发现大量的头颅都在同样的位置开孔，这孔便是活人在逝者头部开洞取脑的门户。实际情况是，后人认为通过吞食先人的脑子，可以顺利吸收先人的灵魂，得到先人的庇佑，同时继承其力量与技能。商人早已远离这种“离奇”，而将祖先高高供起。周人强化“尊祖敬宗”应是承继商人而来，他们相信正因为商国许多圣明的先王都在天上，所以殷后来的君王和臣民，才能够享受着天命。于是，上帝与祖先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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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摧毁我的上帝，但你不能亵渎我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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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也是神，只不过比神更亲。从此，父兄才是家族之主干，宗庙才是部族与国家之象征。这并非是老人社会里的倚老卖老，暮气沉沉，相反，这种尊祖敬宗的精神指向乃是“子子孙孙”，此由周代金文亦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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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在天之灵”，中国人仰望天空的时候，未必在揣摩神意，未必在祈求天帝，却极有可能想起先人。那么是否只有父系才有资格做先人呢？对日后父权的演进担忧是否是多余的呢？实际上，商代女性的地位并不低，如妇好、妇井等可参加田猎、征兵，在对外战争中充当军队主将，甚至拥有属地。商人为“妇”卜问生老病死、祸福安危，也属平常，而后母戊鼎更是商王武丁之子（祖庚或祖甲）因念母而铸造的。当然，妇之诸种权力必依托王权，而“诸妇”内部更是差异巨大，不可作笼统之论。自古中国的大人物未必都有严父管教，但多有慈母关怀。亲娘与母舅乃是血亲中之至重一环，在中国人的话语里，骂娘要比骂爹恶毒得多，而“操人十八代祖宗”，虽更是不堪入耳，但也确实收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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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古埃及与两河流域的神权国家，殷商之寿数并不出众，但其接替者开创了一种道统不灭的文明，商是与有荣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是空言，而真是有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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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二话 上帝之死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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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堕落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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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又称殷朝，殷商二字本可连用，……殷商二号，又可通用，……但是在孔子和孟子的书中已经专用殷字了，……全部《论语》《孟子》连《大学》《中庸》，除《孟子》引《诗经》“商之孙子”一句用商字外，其余都用殷字。据《礼记·檀弓》孔子自称殷人，司马迁作《史记》，也称“殷本纪”，萧梁时周兴嗣作《千字文》，也称“周发殷汤”，至赵宋时，因赵匡胤的父亲名弘殷，宋人避讳，对殷字有时缺写末笔，有时就直接改为商，如《千字文》就改为“周发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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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陈垣先生在《商朝与殷商》一文中的考证，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商最初称为“商”，待多次迁都居殷后而以“殷”名世，虽然此时仍是“殷”“商”并用，但到了孔子与孟子的时代，已经专称为“殷”了。郭沫若先生根据甲骨卜辞认为殷人从不自称为殷，在周初的青铜铭文中才称为殷，起先是用“衣”，后来定为“殷”。如此，“衣”“殷”二字则是周人出于对商的敌忾而称之。武王克商之后，“殷”成为后世对商的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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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国的政权架构并不复杂，其运转特别倚重“大人”，可名之曰“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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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人”乃是君王的专称，他们固然高“人”一等，但也并非“唯我独尊”。王者还是礼貌地尊先君为战神，尤其在遭遇劲敌时便大事祭拜。从巫咸（亦作“巫戊”）、巫贤这些政要的名字来看，祭司阶级之于国家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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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是商初的重臣，他作为商王以外的核心人物极具典型意义。枚乘《七发》提及“伊尹煎熬”，《史记》说到“伊尹负鼎”，《汉书》又言“伊尹善割烹”，但他自然不可能是后人追封的“厨圣”。伊尹盖因长期参与祭典而获取资历，并终发展为大祭司式的权相。孟子说伊尹这类人物属于既可以事“非君”，又可以使“非民”，政治好也做官，政治坏也做官。实际上，伊尹所在要职根本不容所谓的“可仕可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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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技术粗糙、地广人稀的上古时代，商王与神职人员可以相互配合，即“核心人物”以神权力量一呼百应而将王国变为一辆战车。殷契有“王作三师”，甚至连王后都亲自征战。妇好为商王武丁之妻，“妇”是指嫁至商王室的异姓女子，“好”字可以不加“女”旁，指出生于“子”氏，“子”便是其父族氏名。妇好不仅征伐四方，且主持重大的祭祀典礼。一个女子完美地诠释了何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如妇好这样的王后也可算作核心人物中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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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之虎方、北之鬼方、东之夷方、西之羌方，再加上后起的周族，都是商的劲敌。然一路领先的商却发生了深刻变化，因为上帝不管用了。在强手环伺的时代，殷商不可谓不用心于制度，商的人祭人殉“制度”便十分严苛，可在治理上的建树却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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