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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期间，伯夷、叔齐不齿“以暴易暴”，大定之后，因周人选择支持孤竹的伪政权，导致他们有国不能归，“土著情怀”使二人选择拒食周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尸子》认为“伯夷叔齐饥死首阳，无地故也”（《太平御览》）。贵族不事生产，自然是五谷不分，如今家园易主，不食周粟怎么办？采薇！结局如何？饿死！为什么野果野菜可以吃，而粮食不能吃？因为前者是自己长出来的，后者是耕作出来的。相比殷人发达的牧业（商郊“牧野”可知），周人的农耕技术向来发达，因为那是“祖业”。《大荒西经》记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史记》：“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在此之前，周族有着频繁的迁徙。考察《诗经·大雅·生民》可知，周人的始祖名弃，这一“弃”字透露的信息是，周人最初过着居无定所的艰苦生活，后来才渐渐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完成了农业革命。弃在传说中乃被上古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先后举为“农师”“后稷”，也就是“司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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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其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频繁的迁徙状态，后人理解为“迁都”。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说明商、周二族都曾有漫长的“游农”阶段，当然与“游牧”已经不同。认为商人有贝币便属商业民族的意见未免浮夸，忽略了文明的共性。与龟甲兽骨一样，东边的贝是稀罕物，甚至可充作封赏的宝器，并没有专用于部落间的交易。且看“岁”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就像是用斧断人双脚用作牺牲的样子。这年岁并不好过，因为商人的农业是实验性的，处于作物单一和收成难料的摸索阶段。由于“君不甚尊，去民不远”，在部族活动里农事即王事，需要花上大气力来完成今日看上去非常粗糙的工作，所以用有限的谷物大肆酿酒就会被视为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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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需要经验积累，周人更趋于稳定，也就更容易进步。也正因为能“知稼穑之艰难”，周人才能提出所谓“无逸”的思想。在殷商遗民心中，“周粟”代表着一整套完备的生产生活方式，粮食具有了族群属性，周粟也就成了周人的文化符号与“侵略兽迹”。所以，当箕子过殷墟看见“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的景象，怎能不哭之伤之？几百年后，孔子的弟子南容（南宫适）便以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这显示出周天下对农业的绝对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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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惯于使用“历史潮流”来思考问题的今人这里，伯夷、叔齐的抉择是不明智甚至愚蠢的，他们不识时务，看不清正朔已改，民心所归。政治兴替就是这般，存活吃亏的，逼死不从的。二人被奉为历代忠臣、遗民的精神图腾，然其事迹却是后世遗民所无法复制的，因为伯夷、叔齐之隐逸死，说明在无铁具、牛耕之上古要做一自耕农绝非易事。锄草、中耕、施肥、培土、灌溉、防治病虫害等一系列环节，都该要放在集体农庄里做，“吹糠见米”的时代还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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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的气节历来受儒家的表彰，孔子许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赞曰：“圣之清者。”伯夷在孟子眼中就是“朝诸侯，有天下”的明君人物，这仿佛是对其未能东山再起的惋惜。而韩愈更是作了一篇《伯夷颂》。此处似有一悖论，这两位若是有德，那么弃暗投明的岂非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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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认为古代的申徒狄抱石投河自尽，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提倡，因不符合中正之道。“德”字在甲骨卜辞中同于“得”，在孔子眼中，伯夷和叔齐乃是“古之贤人”，他们“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孟子·公孙丑上》），选择的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自然是德；“义者，宜也”，宜就是正当，弃暗投明的就是不助纣为虐，自然也是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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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竹古国早已消亡，然伯夷、叔齐却名垂千古，提及“采薇”之事，总是叫人感伤，可倘无这种悲壮精神，华夏文明在日后所历劫难中也不可能保持香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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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4 审判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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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前，周人对晚商暴政进行了猛烈抨击乃至全盘否定，然今人或许也该稍稍抑制道德主义的宣泄，我们对殷商不近情理的苛刻，以至于忽略了他们还只是文明初期的先民，他们身上的种种愚昧、暴戾甚至罪恶，都只是展露了那个大时代一切糟糕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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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远观丛林，自觉得一片生趣盎然，直至涉足其间，乃晓得那种稳定有赖于残酷食物链的锁定。时人看时人，大家一个样，先人看先人，绝对不如今人看先人，会有那么大的震惊与愤慨。历史本不该教人仇恨，而是提供经验。后人应该做的，不过是小心翼翼地在满目疮痍中剔出文明的火种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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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来看，纣王仍是一派鄙俗的部落习气，尚未迈过文明线。然而那些狂妄、贪婪、暴戾、淫欲等缺点，都只是人性固有的糟糕处，在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何况“余一人”呢！纣王用象牙筷子，和埃及法老当年从南方努比亚引进鸵鸟蛋并无二致。故《淮南子·缪称训》有言：“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开国的成汤未必有多么英伟，而亡国的帝辛也未必有传闻中那般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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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曾作《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统计出帝辛的罪恶在《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两汉书中增加了二十四，东晋时又增加了十三。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罕》）此话真需要一定的历史纵深才能体会。唐代文豪罗隐看得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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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能极善恶之名，皆教化之一端也。善者俾人慕之，恶者俾人惧之。慕之者，必俟其力有余；惧之者，虽寝食不忘之也。……故千载之后，百王有闻其名者，必缩项掩耳。（《罗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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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既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那么他必然成为一切向往光明美善者的靶子。在欧洲，英王理查三世死时双手捆绑，死后被裸体示众，再被史官定罪，已是凄惨，后来的莎士比亚更将他描绘成跛足驼背的邪恶君主，这就遗臭万年了。“商纣王”毕竟是不伦不类的蔑称，不严谨。不过今人立论倒可以尊重一些无伤大雅、无害原则的习惯，何况这种使用习惯还蕴涵着道德批判。为帝辛说上两三句公道话，并不会减弱“殷鉴”的效果，衮衮诸公也不应认为自身距纣王还有相当的差距，反该从事不关己的梦中惊醒，原来帝辛还没坏到那种程度便已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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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学者指出殷商走向衰亡的原因很可能与古罗马相似，即大量使用青铜器饮酒导致铅中毒。且不论古罗马的铅水管不如中国先秦的陶水管安全，殷人对酒器的接触程度岂能与古罗马人日用铅水管相提并论？饮酒再多也不可能多过饮水，更何况殷人的青铜酒器一是合金，二是普及程度有限，不可能造成殷人集体的、深度的铅中毒。故此论虽视角独到，却也有为暴政开脱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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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和必要性都比较少，因此他自然会比较为人们所爱戴。除非他异常恶劣，惹人憎恨之外，他的臣民自然而然地向着他，这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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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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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之恶实是殷人社会之弊，之所以天下之恶皆归于帝辛，并非如后人所想出自周人抹黑，而是源于周人的王政理念。在周人那里，君主对王政堕落是要负全责的，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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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对黑暗神权的反感也是应该获得尊重的。晚商之暴虐统治也不是出自儒家的抹黑，《墨子》便讲到纣王“贼诛孩子”“刳剔孕妇”。把绝对王权视为天公地道的法家亦可为证，《韩非子·喻老》记载：“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甚至连殷贵族都觉得国家病入膏肓。《尚书·微子》中记录了微子和太师、少师的问答，说天帝要降灾于商，但君臣酗酒，竟不畏惧。国家祭祀荒废，却刑杀严苛，横征暴敛，民怨鼎沸，亡国不远了，赶紧弃暗投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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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日的文明程度回顾三千年前，“天邑商”这等政教合一的王国绝对是黑暗多于光明。纣王杀死大臣比干并残忍地剖视其心，这一传说标志着晚商核心人物的彻底疯狂。即便没有《周书》与《史记》的渲染，甚至没有任何文献的记载，看官们仍可结合世界早期历史来推想殷商时代的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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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不仅都是严格区分平民与奴隶的，而且都为奴隶准备了悲惨的境遇。古埃及对待以色列人的刻薄，以致后世的西方国家广泛地了解“埃及的黑暗”，耶和华所降的“十灾”便是对埃及的惩罚。殷商野蛮的神权政治毫无疑问会造成中国历史上最为疯狂的人道灾难，这种判断果然得到了近世考古发掘成果的支撑。人祭乃是以活人作为祭品祭献神灵的宗教仪式，《左传》中有“用人”之指，即杀人以祭。可奴隶像牛羊一般作为牺牲，算不算人呢？这些奴隶或被活生生烧死，或被投入江中，或被去头沉埋地下，而人殉则是用人陪葬的丧葬习俗。大批的奴隶多来源于战俘，可商人并未将其用于经济生产，而是奴役他们从事其他的苦差。等待那些胆敢逃跑之奴隶的，是无比残忍的酷刑，比如刖刑（锯掉一只脚），而受刑之后仍然不能逃脱悲惨的命运，不是不死，而是时候未到。他们死后，骨骼还可能被精选一番，以用作骨器的原料，为这个世界增添美好。按奴隶制的标准来看，殷周都是不合于西方的，但殷人尊神的血腥真相却不容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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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统治的特性决定了部族信仰不能垮、局势不能乱，一旦如此，神权见鬼。《吕氏春秋·贵因》说武王伐纣前曾派出探子，据回报称，商之王政江河日下，从“谗慝胜良”到“贤者出走”，再到“百姓不敢诽怨”的极点，简直无可救药，于是武王决定出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重大决策过程中，占卜并未居首要地位，而让位于情报收集与形势分析。孔子后来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的感情很复杂，他自然知道暴政注定商的灭亡，在形势上，商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在道义上，周人早该为天下兴利除害，但周人还是等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发起军事行动。周人的隐忍至德既合乎儒家提倡的君臣之义，同时也切中了孔子内心对“根”的天然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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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议兵》记载：“纣刳比干，囚箕子，为炮烙刑。”孔子赞赏的“三仁”（比干、微子、箕子）在纣王治下均不得志，反衬出殷商之“不仁”。孔子纵使千般念祖，又岂能翻案？不过可以预见，部族纠葛这类前尘往事一旦迈过，无须站队的博学家孔子便会上升到前无古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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