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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带领族人首先迁至沣水西岸，他的东征西讨，为武王与周族巩固了一个坚实的根据地——关中平原。据有此天府之后，文王已是一方雄主，尽管他还是商王国外服政策下的“周方伯”或“西伯”，即西方部族之长，但文王很可能在生前就已经称王，武王则可能一度继承了“西伯”的名号。据周原出土卜辞所示，周人之声势传入淮泗，波及江汉、巴蜀，许多部落已望风归附，而殷商王政仍在继续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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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家族为周族之崛起付出了沉痛代价，他的父亲季历乃是部族的征战英雄，被商王文丁所杀（古本《竹书纪年》），此是丧父之悲；他本人被送入殷人的国家监狱羑里城（今河南省汤阴县城北），此是牢狱之灾；他与太姒的嫡长子伯邑考相传被商纣王烹杀，此是丧子之痛。然文王韬光养晦，克制隐忍，并不急于与商决一死战，而是着眼使周邦屹立不倒。他“笃仁，敬老，慈少”的作风，又使周边的部落多邀请他裁判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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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伯出面调停地方冲突，这开出有别于殷商霸权的新气象。史载有不少部落为周人“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的风气而折服。如此，氏族丛林的上空已不止一个太阳，一番此消彼长之后，文王完成了对殷商的战略包围，而商王国则气数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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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种环境均甚为恶劣的上古时代，部落争存的风气直接导致“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史记·匈奴列传》）。然而，“敬老慈少”却成为周族的传统，公亶父率族人从豳地来到岐山建国，开始摆脱“戎狄之俗”，尽可能公平处置再分配经济，以致豳地人“扶老携弱”迁移而来。而文王当政50年（亦有51年说），本身高寿，正是老人治国的典范，又留下了“西伯善养老”的美名。文王的德高望重成为周族网罗人才的利器，既使殷之重臣贤士弃暗投明，如辛甲；又引吕尚、鬻熊等外族长老（年纪都很大）来归，用孟子的话说，这一班人都是“天下之大老”，或者说是“老成人”（《诗经·大雅·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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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鬻熊，此人向被追为楚人先祖，而托名之书《鬻子》被视作道家产物，更被封为“诸子首唱”或“子学之宗”。然以上说法皆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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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鬻熊为周文王师并封在楚的传说，实指楚从“无历史族群”走向文明邦国的追根溯源，这类追溯就是一个穿凿附会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往往带有不稳定的反复，也就会出现“或在中国，或在蛮夷”的复杂情况，周族的开化历史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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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内容而言，《鬻子》绝非道家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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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鬻子》也绝非年代最早的子学著作，尚有《伊尹》等书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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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文王本身是后世推崇的文化符号，那么他所重之人，很难不成为天下追慕的“大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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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得人，还要对手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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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费仲来求，因予之。是胶鬲贤而费仲无道也。周恶贤者之得志也，故予费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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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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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能脱“羑里之厄”显是幸逢晚商的世俗化暗流，因为不甚高明的贿赂手段在严实冷酷的神权信仰下不可能通行。而为了使商王国流失人才，文王再次利用了殷人窳败的政治风气。他努力助推贤者不得志的局面，使晚商王政渐失信誉。这一计比《三十六计》中的“隔岸观火”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礼记·中庸》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大讲“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回顾商之所以亡，便知此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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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养老”是件了不得的进步，弱化女人与尊敬老人都是人类文明进程加深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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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的老者更可以出谋划策，专事脑力劳动，如果哪位“酋长”对行将就木的长老求贤若渴，还留有“太公望”的佳话，那么他已是明君的水准。只有重视脑力劳动的社群才能诞生文王这类人杰，也只有文王这样的明君，才能意识到“养老”的价值。历史证明，“养老”的人才政策对周天下的稳固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良好口碑使周邦能够发掘到更多的人才。据《论语》记载，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g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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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确立了爱民的立国精神，他以德行成为了儒家的精神图腾，更以成功的政治实践给予了后世儒者们无限的光荣与自信，以至于孟子放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文王的施政是把解决“鳏、寡、孤、独”四类人的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孟子心目中的仁政。而孔子的理想有一条便是“老者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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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礼记·文王世子》）。文、武二王都给后人留下如此高寿的印象，此并非偶然。公元前4世纪，名医扁鹊来到洛阳，依然“闻周人爱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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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3.2 箕子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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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与箕子于革命之后举行高峰会谈，此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值得铭记的大事件之一。武王，雄才伟略的君主，正忧心忡忡地寻求掌控崭新世界的方法；箕子，满腹经纶且致力于解决人间问题的哲人，曾经沦为神权国度里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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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是纣王的叔父，可谓最德高望重的阶下囚。《周易》有“箕子之明夷”一语，《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按卦象来看，所谓“明夷”就是“明入地中”，有韬晦之意，这正是指箕子在厄境中坚守。二人分属不同阵营，做敌人很正常，但武王释放了箕子，而此时他们竟坐在一起探讨天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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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中的情绪是复杂的，武王起初兴冲冲地问殷商亡国的原因，可箕子感念故国，不忍再提往日；而武王或许转念一想，商之亡就是自己的杰作，此岂非明知故问？于是，尴尬的二人转移了话题。面对武王的真诚，箕子告以大法。加工后的“会议纪要”，也就是《洪范》，中国最重要的天启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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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世出哲人，“碰撞”出哲学，哲学的重大问题并不是单凭个人的闲来无事就可轻松提出，还需要种种条件，质而言之就是契机。殷商之衰落与殷周文化之碰撞必然会激发哲学的建树，如同宋国晚期诞生了庄子，殷商晚期出现了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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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长期效应而言，箕子思想中影响最大的部分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其次是“五行配五味”，即与五行相对应的五种味性是咸、苦、酸、辛、甘。再没有比五味更贴近生活感官的事物了，故更为抽象凝练的“阴阳”思想，必在“五行”之后。“五行”各具属性，是自然的“呈现”，而这些“呈现”各有运动规则，且具有极高的可感性，甚至都是人所共见的。水是雨露与江湖河海，总是向下润湿；火苗总是往上蹿；木不过是各有曲直的树木枝节；金就是可熔炼塑形的金属；土就是供春种秋收的土壤。故箕子之论虽似原始物质元素说，但他并未将所归纳的自然物质高度抽象以作为世界的五种元素，其中价值，在系统关联，在相互成全。柳下惠曾言：“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国语·鲁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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