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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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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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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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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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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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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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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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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一方”是意中人的幻影，此种深沉纯美之爱必待婚俗文化沉淀之后才可能产生。所以，周礼至少教会了男女规矩与誓约。尾生与心爱的女子相约在桥下，女子未至，河水先来，他竟守信不离开，抱着桥柱而死。此是真正的“信誓旦旦”。言及婚事，又是明媒正娶。《诗经·豳风·伐柯》：“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诗经·卫风·氓》中也说“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大学》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婚礼的初衷就在抑制“未婚生子”之现象，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国风·召南》）。然而，礼莫非就是“男尊女卑”之订立？婚礼首先保护家庭，来自礼乐基地的鲁大夫申（x ）这样说：“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畏之有礼。”（《左传·桓公十八年》）故“二三其德”遭人批判，“遇人不淑”值得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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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旨在实现理性繁衍，本不支持寡妇守寡或贞节牌坊。孔子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苍梧娆见妻子貌美，便让给了兄长，孔子认为这种“谦让”不合于礼；二是有个东夷人歆慕诸夏之礼，因为女儿成了寡妇，他便招纳一名无夫妻名分的“女婿”陪伴女儿，女儿却因此终身不嫁。在孔子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嫁并非“贞节”的本义。实际上，孔子的儿媳就曾在丈夫伯鱼死后改嫁于卫。礼也没有教女子自我轻贱，凡事对丈夫言听计从甚至委曲求全。且看《诗经·国风·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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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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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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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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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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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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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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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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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序》所谓“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然也，这是“制礼”的佳处。“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周南·桃夭》）女方为家庭付出之合理性，必先得到仪式化的保障与一整套程序的考验。《列女传》说是申人之女已经许嫁于酆，因夫家礼不备而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以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此诗。酆京乃天子脚下，此申女不惧胁迫而坚守礼之精神，正是“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足可表彰。此乃真正的妇道。“从礼不从夫”，堪比“从道不从君”，此容后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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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此人，虽去殷未远，却无甚祭司味，他的那套“情与礼的结合”，正是中国人所讲之“理”的始基。三公之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他制礼作乐，用“文武之道”展现了周文明与酋邦（chiefdom）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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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3.6 召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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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旦乃一时无两之政治强人，他的名头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远远地盖过了同为姬姓王族的召公奭。然而，召公之于周王朝的重要性实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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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主导了二次革命，而他的核心地位来自其“当仁不让”的摄政。这个政治核心之所以能在权倾天下时不走向寡头统治，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王朝“核心人物”间的相互制衡，尤其是周、召二公。从“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再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周朝政府里的“三公”共辅几乎从一开始就只剩下了“两党”互动，因吕尚毕竟是齐太公，他与他的家族远在千里之外，很难过问周室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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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战争的艰难时期，周、召二公戮力同心，助武王掀翻帝纣神权。然武王骤崩，少主势单，周、召二公开始发生分歧，首要矛盾便是周公摄政的问题。召公自有合理质疑，也有情绪上的不悦，其间或许掺杂着贵族的政治利益与异母兄弟间的感情隔阂。在之后的一大段时期内，召公都几乎作为周公的对立面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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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的思想路线也形成分野。周公营洛，代表了周族内部的开放派和军功势力，或可称之为“周党”。他们积极进取，努力争取殷人，并不惜把部族命运主宰力量与政权的合法性让渡出去，有对天命的敬畏与对异族的谦逊，以此冲淡异族的排外情绪与鬼神信仰；召公主陕，则代表了周族内部的保守派与农商势力，姑且称之为“召党”。他们虽然也承认靠天吃饭，但更注重张扬自身的力量，他们坚信宗周江山的取得全在打拼，召公甚至说“天不可信”，实际上已将天命架空。虽然周公受屈而上天动怒的“金縢”传说已表明天命观在周朝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召公毕竟戳中了天命信仰“不落实”的命门，尽管此时周人的信仰危机还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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