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49229
“两党”的路线之争可看作王朝内部的东西之争。“周党”认为殷人的失败是上天决定的，周人如欲守住先王基业，坐享天下，永固大命，就必须以诚待天，凡事顾念上天之威严；“召党”则认为周人的胜利不在“天”，而在于“我”，周族的兴旺发达应凭借先君之德，而非其他。同时，召公对异族抱有深深的戒心，如西戎地区的旅国曾向武王呈献大犬，召公便以“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为训提醒武王。
1707049230
1707049231
一种天公，两般时节，周、召之分歧看似不可调和，却都彰显出部族本位，以至于以周王朝早期政治东西差别之大，竟没有如亚历山大帝国那样分解为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和安提珂王朝，此正是本位之功。周公倾向于为周族争取天命，政绩是“东国”的稳固与新制度的构建；而召公倾向于为周族延续祖德，故他师法先君，致敬传统，在一棵甘棠树下为民裁判，兢兢业业，并巡行乡邑，体察下情，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得民心，颇有文王之风。召公辞世以后，人民缅怀其德政，不忍伐此棠梨老树。至于《甘棠》一诗，傅斯年先生说：“周衰楚盛，召伯虎之功不得保持，国人思之。”（《诗经讲义稿》）树不易迁，坐于其下，既表示受祖德庇荫，又象征着周族根深蒂固的生存状态。
1707049232
1707049233
天可增加祖德的厚度，祖德可拉近天的距离，随着王权的逐渐加强，此两种思想路线终将统一于周天下的共识，所谓“《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毛诗·大序》）。但凡伟人，其影响必是至大至深，周、召二公的名位世代相袭，如周公封鲁，鲁世系子孙却不像吕尚齐世系子孙那样返葬于周，因为周公有别子在周（岐山之阳）世守采地，世袭爵位，将“周公”这个重要名号至少传到了春秋时代。
1707049234
1707049235
雅斯贝尔斯“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活着迈入这个时代的古典文明都堪称楷模。其实在殷周革命如此风云激荡之时代，更容易产生新思想和伟大人物。从武王定鼎封建，到周公制礼作乐，再到成康之治，华夏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奠基。前已略说微子是“奠基人物”，所谓“奠基人物”就是文明史上文化传统之图腾、创制立法之先驱、国族信仰之砥柱，此类古圣先贤绝不世出。周初的思想路线之争展现出中华文明早期政治哲学的突飞猛进。中国人的“头颅”已经长成，也许人类的脑细胞总是处于一个不断减少的过程，但他们的远见卓识至今仍可资治。
1707049236
1707049237
若问周朝的光辉意义何在，只需对比其首尾两端的政权殷与秦。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活”最久的朝代，若加上先周时期，则长达千年以上，若再算上其对后世中国深刻之影响，真是“余无能名焉”，仍只能借用那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707049238
1707049239
1707049240
1707049241
1707049243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四话 文化转向与祛魅
1707049244
1707049246
4.1 信仰温情
1707049247
1707049248
在《旧约·创世纪》中，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世界上有神教传统的族群未必有割礼，有割礼的族群必定是神教族群。而在中国，没有替男孩子割包皮的传统。古埃及、犹太人、穆斯林以及非洲的部族等都有着执行教条的一丝不苟，可中国人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立约记号”或“肉体风俗”，因为没有上帝“命令”他们该如何做，或者说，中国的上帝太不负责了。
1707049249
1707049250
奇怪的是，在中国，连孩童们都知道一个教训，即切勿“助纣为虐”。其实在成语中，“桀”与“纣”是可以互换的，如“助桀为暴”。晚商的是是非非给中华文明留下了斑驳的婴孩记忆，政治中诸事不宜，例如女人扰政、君耽酒色、听迷魂淫魄之曲、侈宫室而广苑囿、设酷刑……这些都是历史教给他们的，即“史教”。可见“温故知新”的效果似乎并不比“代神立言”差。
1707049251
1707049252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的古老典籍中存在着至上神概念，即作为最高主宰的“上帝”。可这个“上帝”没有愈加强大，反倒渐渐隐退。这并不是“神”被“遮蔽”的问题，而是中国文明早熟的问题。“帝”从无可置疑的“天主”转变为见仁见智的学问客体，这是“神文”时代迈向“人文”时代的必然趋势。
1707049253
1707049254
“宗教”一词译得不甚好，并未抓住核心，以神为宗应作“神教”。“儒教”之名早已有之，并不待西学舶来而成。儒教之教盖包含以下方面——
1707049255
1707049256
“圣教”，即圣贤教谕，其信仰者是“圣人之徒”。
1707049257
1707049258
“礼教”，即礼义尺度，使人与禽兽相区别。
1707049259
1707049260
“艺教”，即文艺体悟，如“诗教”“乐教”等。“君子以钟鼓道志”（《荀子·乐论》），音乐显然不是用来娱神的，这便是周文化的教诲。中国艺术不在神教的领导下，中国艺术天生是神教！至于“神”的意思，容后再论。
1707049261
1707049262
“史教”，即书史制度。
1707049263
1707049264
墨子还称儒家为“道教”，即天道信仰，故信仰者又成了“卫道士”。
1707049265
1707049266
质而言之，儒教乃至中国文化所信奉的是文教，即以文为宗。于今观之，“文”就是文化与文明。
1707049267
1707049268
而西人之教，乃是以神为宗，神教无疑。
1707049269
1707049270
上古氏族部落是“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自尊自信其鬼神乃是人情，保留这人情，是更大的人情。据孟子说，商汤带领族人居亳的时候，与葛为邻，葛伯（邦君或者酋长）只顾享乐而不管祭祀，商汤却十分热心，竭力促使葛伯祭祀。葛伯说没有牺牲，汤就送来牛羊，结果被吃掉。葛伯说没有粮食，汤就派人来做耕作辅导，并供应饮食，最后还是被葛伯拒绝。葛伯由敷衍到强硬的态度透露出有两大可能，一是葛人作为“无历史族群”，当他们接触到上帝信仰之后便处于动荡期；二是商汤建立起他的“邑制国家”后，便从事神教的推广，即要求葛伯祭祀商人之神。所谓“汤始征，自葛载”，神权王国多有此风。周人虽然也对外移风易俗，却没有否定各部族的祖灵，反而承认了他们的信仰，并以制度保障其“各祭其鬼”，此可谓信仰宽容。
1707049271
1707049272
昔者武王之攻殷诛纣也，使诸侯分其祭，曰：“使亲者受内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为有，是故攻殷伐纣，使诸侯分其祭。
1707049273
1707049274
——《墨子·明鬼下》
1707049275
1707049276
给予诸部族“分其祭”的空间不是宣扬有神论，而是不破坏甚至保护其各自的信仰。从另一面来看，“不绝其祀”意味着宗周认可这些“治民官”家族延续下去，是不同程度上的分享政权。周朝大定之后，诸侯可各立其先君之宗庙，如鲁之文王庙、宋之帝乙庙、郑之厉王庙等。诸侯可行禘祭，禘即是祭祀一族之祖灵。《左传·僖公十年》便有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说法。在处理诸种信仰的共存关系上，中国确实要比欧洲做得好。
1707049277
1707049278
对圣哲教条的解释上，中国人也有着宽松的态度。信仰对中国人而言仍是一种“知识”，只不过是需要通过努力、阅历与感悟获取的“知”与“识”。孔子这些先贤本就不可复生，尽管后学自谓已得真传，但众人皆知这些争执与分歧是后学的学术“取舍”行为或因人而异的生命体悟所导致，实在不必较真，故“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不致血仇。中国近世虽引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旧约·申命记》）的时髦话，但中国传统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孔子所认可的“以直报怨”。
[
上一页 ]
[ :1.70704922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