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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之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赛》45∶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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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言论与部落时代的“假威鬼神，以欺远方”相似，并不是什么神旨，而是妄人造神代神立言。周人没有这样的神教宣言，也没有规定只能拜天帝而禁止任何偶像崇拜。中国文化绝对不是神教性文化，此有赖于“理性早启”。正如殷人后裔孔子所说的那样，“敬鬼神而远之”，让上帝的归上帝，让世俗的归世俗。只有将一切上帝、鬼神藏于内心，各凭良知，才能避免信仰灾难。日后的中国正是基于这个观念，虽有信徒的偏执蒙昧，也偶有借助王权对神教施行的打压，却无持久的神教狂热与圣战，在大部分时期，中国人拥有着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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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移民正是为了逃避神教迫害而造就了新大陆的新国家。周人紧要的一“恕”也走出了华夏文明肇始的关键一步。当众多部族的祖神同时并立，东方进入了多元信仰的新时代，“神不食非其宗”（《史记·晋世家》），先民们开始学会睁眼去看氏族、部落以外的世界。以前各个部族的天神、祖神都是唯一排他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今他们都是匍匐在“天”脚下的“诸神”，不必再争得头破血流。树立至高“天命”的绊脚石被改造为垫脚石，而后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新局面，岂不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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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而不毁宗庙成为一种传统，后世蛮族欲亡天下而不得，正是要顾及存祀之风。周文化的兼容并包也为自己赢得了善果，即便到了汉代，孝武帝仍下诏：“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实际意义虽已不大，但还是可以垂范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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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4.2 巫术迟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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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有言，巫术没有起源。诚然，历史上根本找不到“装神弄鬼”与“胡言乱语”的起点，故看官们该承认巫术是早期人类必备的“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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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尚书·召诰》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天子卜问上帝，尊天事鬼以治人民，神学色彩浓厚之处正可见在殷人的信仰危机之后，周人也作出了相应的信仰努力，他们扶正了敬畏感与神圣性，争取与“上帝”更加亲近，“在帝左右”，以“配皇天”。周王的“天子”之称在后人看来是了不得的“自大”，殊不知《新书》说纣曾自谓“天王”，此处有商王“诟天侮鬼”的狂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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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是个近不得也远不得的神秘存在，近则食之无味，远则弃之可惜。何为社会“最大之悲哀”，那就是真理必由三种势力规定，即凿空蹈虚之专制政府、虚张声势之神鬼代言人，以及不可理喻之顽固传统。走出这最大之悲哀，才能“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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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部族冲突，周人毕竟为天下“树德”了，“不可不敬德”的理念也经由二王、三公的言传身教以及史官之笔共同弘扬开来。华夏文明的起点很高，一开始就远离了只手遮天的祭司阶层与神权统治，走向了人文的积淀与礼制的建设。周览《尚书》所存周代以前的篇章，已是“神治”让于“人治”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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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最常用的预测方式有两种，一是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占卜”，二是以蓍草（一种不算神秘的草，作为算筹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为工具的“占筮”。“龟，象也；筮，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此即是说，占卜重在“兆象”，占筮重在“数变”。占卜记录催生象形文字，占筮解读助推实用数学，两者结合，激荡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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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大孰小，孰先孰后呢？晋献公要立骊姬为夫人，先卜，不吉，后筮，吉，两相冲突。献公宁愿相信筮的结果，因其更符合他本人的愿望，但卜人却坚决反对，认为应该相信卜，理由是“筮短龟长”。既然用以决疑，当然要“不违卜筮”，但也必须有一规范，如“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礼记·曲礼》），这种“筮不过三”的“大传统”原则可能对“事不过三”这种“小传统”教训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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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期之占筮比商人之龟卜稍为进步，周人不会丢弃那些用过的蓍草龟甲，而是珍藏起来，整理排序，从堆砌的事例中悉心总结，终至易学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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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易”，本质就是占筮之术，《易》则为占筮之书。据出土的原始陶器、殷周卜骨与青铜器、战国竹简显示，先秦之“易”从简单的“数符卦”（由自然数目字排列而成）发展到“奇偶卦”。“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礼记·祭义》），又有“《易》以道阴阳”，一个“易”字本就是“日”“月”相成，先民必先破除对自然的恐惧，于日出日落之作息中领悟日新月异之变化，日月升降一回就是万象更新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新的，如商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故“易”就是变化之道，此可溯源自商人原创的干支历连续纪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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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将《易》视为传统遗产而用心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直到晚年才对《易》发生兴趣，攻读之刻苦，以至于韦编三绝。他曾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礼记·缁衣》）南人应是宋人，宋人乃殷人之后，流传的古老话当然是“古之遗言”。卜筮多要反复，故讲究恒心。有恒心的反复必有收获，这收获就是殷周神秘文化的会通。孔子学易有成，再传给弟子商瞿和子夏。子夏功力不够，盖因其擅长与易学迥然相异的文学领域。其实，在春秋末年的侯马盟书那里，卜筮材料相对于人事记录就已经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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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鳞西爪的《周易》仍不脱巫书之范畴，但对“易”这套悠久的巫术体系的哲学性阐释已经确立。实际上，大可说是《易》拯救了卜筮，而《易传》升华了《易经》。换言之，“辞”使“象”“数”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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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系辞》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堪称中国人道主义与民主精神之逻辑起点。中国文化里绝对不会原创出“现世生活在来世生活面前微不足道”这样的观念，所以有了《尚书·泰誓》中的“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还有《老子》中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孔夫子的“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孝经》中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的“民贵君轻”，直到《礼记》中的“天下为公”。这显示周文明的进步速度确实一日千里，绝非殷商可比。故孔子赞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文气乃是对巫风的冲击，此消彼长中，人得以站立。所谓“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史记·龟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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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齐景公（有作“宋景公”者）之时，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为有德于天而惠于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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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杂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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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景公认为，求雨本就是为了民众，现却要用活人祭祀的方式来求雨，那不如我自己来吧。这样的君主是否为孤例呢？且看邹鲁小邦邾（为楚国所灭），公元前614年其君主邾文公在迁都前卜问吉凶，史官告诉他说迁都“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右劝说生命本可延长，君主也该为自己考虑。邾文公说：“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左传·文公十三年》）于是就迁都到绎地。不久，邾文公果卒，此举被君子称为“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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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知中国文化中的“知命”“听天由命”绝对不能归于庸俗的“算命”“认命”，前者是神圣意义，后者只是神棍气味，此不得不辨。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此为命也；孔子的弟子中，颜回早逝，冉耕患麻风病，无可救药，亦是命也。命是情势所必然，而天命是义理所应然。明知凶险，而甘做杀身成仁、损己利人之事，更自谓“殉道”“顺天应人”云云，这才是真正的天命意识。故天命者，不仅不消极，反而有其积极一面，至于其利害，容后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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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看官应当明白，一个民族欲创造灿烂文明，必须脱离“百兽率舞”的巫神时代而进入人文时代。周人调和了东西方的至上神观念，重新树立了敬畏，却没有建立人为神教，他们“怀柔百神”，更像是道德仪式与政治宣誓，而没有制造神教偶像并代之而言。周人只提供一个模糊却肯定的道德背景——“天”。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又所谓“天高听卑”（《史记·宋微子世家》），如果“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所以一个部族要“受天永年”（《尚书·召诰》），则必须敬德保民。所谓“使民如承大祭”，即要拿出之前毕恭毕敬、大祭鬼神的态度来对待人民，此正标志着文化本位之转向。周之兴时，凤鸣岐山，这正是东方神鸟部族的失势，当孔子哀叹“凤鸟不至”时，恰又是周衰败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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