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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景公认为，求雨本就是为了民众，现却要用活人祭祀的方式来求雨，那不如我自己来吧。这样的君主是否为孤例呢？且看邹鲁小邦邾（为楚国所灭），公元前614年其君主邾文公在迁都前卜问吉凶，史官告诉他说迁都“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右劝说生命本可延长，君主也该为自己考虑。邾文公说：“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左传·文公十三年》）于是就迁都到绎地。不久，邾文公果卒，此举被君子称为“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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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知中国文化中的“知命”“听天由命”绝对不能归于庸俗的“算命”“认命”，前者是神圣意义，后者只是神棍气味，此不得不辨。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此为命也；孔子的弟子中，颜回早逝，冉耕患麻风病，无可救药，亦是命也。命是情势所必然，而天命是义理所应然。明知凶险，而甘做杀身成仁、损己利人之事，更自谓“殉道”“顺天应人”云云，这才是真正的天命意识。故天命者，不仅不消极，反而有其积极一面，至于其利害，容后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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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看官应当明白，一个民族欲创造灿烂文明，必须脱离“百兽率舞”的巫神时代而进入人文时代。周人调和了东西方的至上神观念，重新树立了敬畏，却没有建立人为神教，他们“怀柔百神”，更像是道德仪式与政治宣誓，而没有制造神教偶像并代之而言。周人只提供一个模糊却肯定的道德背景——“天”。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又所谓“天高听卑”（《史记·宋微子世家》），如果“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所以一个部族要“受天永年”（《尚书·召诰》），则必须敬德保民。所谓“使民如承大祭”，即要拿出之前毕恭毕敬、大祭鬼神的态度来对待人民，此正标志着文化本位之转向。周之兴时，凤鸣岐山，这正是东方神鸟部族的失势，当孔子哀叹“凤鸟不至”时，恰又是周衰败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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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4.3 奴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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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枯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归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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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序·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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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告诉后人，周文王执政时期的工程建设带来了一场考古发掘。掘出商代的骨骸当然是可信的，而岁月沉埋，近人则须托考古之福，方能得见当时奴隶的乱葬坑。那些肢骨堆叠、身首异处的惨状，直让人毛骨悚然。在甲骨文考释工作展开以前，没有人确信商人会以杀人来祭神殉葬；在殷墟发掘之前，人们更无法想象杀戮的残忍程度。吴其昌先生早年所作《殷代人祭考》就认为“伐祭”是砍人头祭祖，但信者寥寥。据甲骨文字记载，商人某次大型祭祀可以杀戮300头牛、100头羊，乃至500名牲人（战俘、奴隶等活人）作为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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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头与马头、猪头放在一起，其视觉冲击自是不必多说，今人尤其不能接受，但人类认识到这种不妥，起初是不易的。四千年前的石峁城址（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史前城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便发现头骨坑。人头自有用处，如美洲的食人部落，流血冲突时把敌人的头颅砍下，挂在腰间作为炫耀，又如某些部落，头骨被视作祭祀的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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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复杂文明的古希腊与古罗马，那里之所以有着“奴隶战争”的奇观，皆因奴隶主压迫虐杀奴隶之残暴令人发指，诸如鞭笞、剥皮、火烧、绞死、灌蜡、压砖等，何尝有人道可言！再有学问的奴隶仍是奴隶。而阿兹特克人为了伺候嗜血的太阳神，掠夺大量战俘作为人牲，故每年都会有成百上千的青年被了断性命，甚至直接被公开食用。施行此种杀人的制度或者说政策，商人显然是前辈。商人的暴行绝对不属于偶尔的仇杀，那是成规模的、定期的、长期的屠杀。晚商之有奴隶叛军，也是因为殷人对待奴隶的极端冷血。实际上，奴隶逃亡的现象早已有之。奴隶之死状五花八门，或被双手反绑，或被断臂锯足，或被剁掉手指脚趾，或被直接斩首……被处死的奴隶中甚至有小孩，其虽得保全尸，却不被视为兴旺之生机，诚可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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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这反映了氏族战争中处理战俘的惯例。“刑始于兵”一说颇有见地，在氏族冲突中发展出来的“刑”一开始无疑是对外的，即针对战俘奴隶，传说中的皋陶之刑、禹刑、汤刑都是如此。例如割掉阳物，乃源自极端对立的仇恨，而使用阉人便是一种权力征服，反倒成为宫廷文化成熟之另类标志。而当阉人身份成为一股阴森势力时，宫廷文化已然开始糜烂，如嫪毐以阳具称雄，却讽刺地以宦官之名入秦宫。“刑”若用来“罚”自己人则显示部族内部等级分化的加剧。刑是刑，礼是礼，刑在“明德慎罚”的周人那里有独立倾向，故在礼乐的框架中，“刑罚”的地位便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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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西班牙侵略者记录下阿兹特克王国残忍的“血祭”，周人也不可避免地猛烈抨击殷商的神权暴政。周人显然汲取了之前部族冤冤相报无休无止的经验教训，也知道人牲和人殉并不划算，若成百上千的战俘奴隶被商王那样一次拿去殉葬实在太过浪费，不如充当战利品以资己用。虽然文王曾请求纣王废除炮烙酷刑，但周人对待罪犯、战俘也不脱残忍，此由西周的刖人守门方鼎和刖人守囿铜挽车可见。刖即断足之刑。当然，对战俘用刑也有防范的用心，当年吴国攻越，也是把战俘用作看门人以看守船只，岂料最后悲剧发生，看门人竟将前来巡视船只的吴王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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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曾在甲骨上不遮不掩地记下一次次人祭的数目，还郑重其事地问要用掉多少羌奴才能使殷王受保佑。周人自己有典有册，对奴隶必有所录，如“执讯获丑”（《诗经·小雅·出车》），这“丑”就是战俘。然周人又对虐俘杀奴之景象只字不提，此种“敬德保民”之下“含羞的虚伪”仍要比殷人“猖狂的血腥”进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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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话由殷人后裔孔子讲出，足见其力量。果然，周人的“农奴制”成长起来。用奴隶充当牺牲的事情已是罕见，玉成为极其重要的祭祀用器。由周代古墓观之，人殉的数量与规模也急剧缩小。时值东周，谴责残暴人殉制度的社会舆论已经形成。且看两则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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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齐，闻之，曰：“周公其不飨鲁祭乎！周公飨义，鲁无义。”《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而壹用之，将谁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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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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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武仲（姬姓）批评季平子的人祭，他认为周公不会享用这种不义的祭祀，鲁国此行太过轻薄，将人和牲畜一般使用，上天还会赐福给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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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尤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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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僖公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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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襄公想着让邾国国君杀死鄫国国君来祭祀次睢的土地神，以此达到使东夷前来降附的目的。宋襄公的庶兄目夷（字子鱼，时为司马）劝说道：“古时候六畜不能相互用来祭祀，小的祭祀不杀大牲口，何况敢于用人做牺牲呢？”子鱼深受周文化之洗礼，也触及周文化的精髓，他说：“祭祀是为了人。人民是神的主人。杀人祭祀，又有什么神来享用？”于是，他略带讽刺地说：“祭祀邪恶昏乱的鬼神，要拿这个来求取霸业，不也是很难吗？得以善终就算幸运了。”平心而论，把奴隶算作“民”真是不小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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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姓诸侯国本无人祭传统，秦、楚原为边鄙蛮夷之邦，而赵与蛮族过从甚密，三国有此恶习不足为奇。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殉葬人数竟高达177人，其中还包括了不少贤才，如子车氏三兄弟奄息、仲行、针虎。公元前529年，楚灵王死于政变，申亥竟以二女殉葬。齐、鲁、宋之所以也有此风，因其与殷或东夷旧俗有莫大渊源。鲁国接受殷民六族聚居于此，虽有移风易俗，但殷人势力仍然庞大，他们从鲁军征战，有时会领俘虏向亳社献捷。亳社乃殷亡国之社，与周社并立，乃殷遗民之精神家园，阳虎当年为争取殷人支持，曾“盟国人于亳社”（《左传·定公六年》）；而宋国本就是殷人故地。其实除秦楚外，东周此类杀人以祭的事件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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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周公为导师的孔子曾愤愤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孟子解释道：“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淮南子·说山训》有云：“纣为象著而箕子唏，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故圣人见霜而知冰。”这是说以俑替殉人的形式虽然人道了，但它的寓意还是“要人陪葬”，只要这种念头继续存在，人殉便无法根除，必须要见微知著，警惕残渣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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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斗鸡活动往往制造故事，春秋时季氏与郈氏斗鸡引发了鲁国内乱，而纪渻子为齐王驯养斗鸡，竟以呆若木鸡者为最强。其实，东西方皆爱赏动物之相斗，而西方更有看人相斗之异事。那里有竞技体育的悠久传统，有以观看奴隶角斗取乐的古罗马狂热（实际上，现代足球场的形制就像一个大型斗兽场，看台上总会送出掌声、欢呼、口哨、中指、脏话、烟火以及各式投掷物等），有指导信徒买卖奴隶的《圣经》，有一贯强烈的种族歧视倾向，以及那人类史上最不堪的黑人奴隶贸易。言及此处，应明白西方社会产生阶级、权利、自由等观念绝非偶然，诸位看官似乎也不该苛求三千年前的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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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文明乃是一种得之不易的能力，此种能力可从人力与人心两方面抑制人类的非正常死亡。周人一扫殷商的神权暴政，开始把握“人之为人”的意义，崇德扬善，敬天保民，冲击了人殉、人祭制度，废除了一系列酷刑，也带来了贵族参政、国人议政的古典民主。值得一提的是，武王伐纣之后，国人仿佛有了“革命”激情，周厉王被逐，卫人出其君，这其实都是“重民”理念带来的“民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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