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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原作“司母戊鼎”，争议极大）乃殷商为世界贡献的“鼎中之王”，重达832.84千克。在1949年之际，因仓促间找不到起重机，国民政府便未能将此大方鼎运到台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鼎的两耳外侧，装饰着“虎噬人纹”，图案大抵是两头猛虎相对，虎口贲张，共衔一颗头颅。然此头颅面无惧色，不似赴死之状，极可能为祭司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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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古蜀文化的青铜器固然惊艳，其造型艺术之大胆与夸张更在殷商之上，然而后母戊四足大方鼎立于天地，稳若泰山，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气概，其散发的中正之风也有别于古蜀的怪诞吊诡。当然，三足铜鼎还是殷商主流，李泽厚品评其美曰：“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商人之鼎着实独步天下，因为三星堆古蜀文明以及古埃及文明、爱琴文明、两河文明等重要文明都有“权杖”之传统，唯独商周没有。殷商青铜器上流行的兽面纹在周朝被弱化，从对兽的浓墨重彩到对其形象的淡化处理，就是人文进程之一面。“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先识》）周礼的熏化让后人深感“吃人有报”，此昭示文化大变。诚然，殷商文化是典型的神性文化，而周文化固然谈不上绝对人性，然其“敬天保民”“以德配天”之思想足见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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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铸九鼎，象九州”，虽然“九鼎”与“九州”之传说一样令人振奋，但其都是后人的“发明”。鼎真正有政权之象征意味还是周人赋予的。铜矿是上古重要的战略资源，而冶铜铸鼎关乎神权威严，宝器与意识形态实有相辅相成之处。宝器如能做大做奇，摄人心魄，可收宣传神权统治之效；神权殷实，则使一国在中央集权政府诞生前的组织动员能力最大化，此更助推宝器的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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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有此传说：“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战国策》）“国之重器”并非直指鼎本身的超凡重量，盖针对频繁迁徙之不便而言。营筑城郭宫室与铸鼎都是“安定稳固”的大工程，对于商而言，鼎越大越后出。周人革命之“迁九鼎”，便有挪移商王国之味，同时也是在部落联盟中展示最傲人的战利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孔子说“革物者莫若鼎”，这种“鼎革”思想实有赖于周初的宣传，商人显然是没有的。“鼎革”思想实际透露出一种天下共主的意识，此后不光诸夏有此意识，蛮夷也来附庸。楚庄王就曾问鼎之轻重，秦始皇更是派千人在泗水里寻找周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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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周始，中国的鼎文化逐渐形成，中国人的譬喻天分从此得到了很好的施展，说这人力气大就用“力能扛鼎”，说这人正值壮年就用“春秋鼎盛”，说这人极有信誉便用“一言九鼎”，说王图霸业就用“问鼎”与“定鼎”，说要助这人成事便说“鼎力相助”，说那曹魏、刘汉、孙吴割据就用“三足鼎立”，说天下大乱就用“海内鼎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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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4.6 天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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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惊诧时，中国人会说“我的天”，美国人则会用“My god”，口头禅透露出最根本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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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中国人传统思维意识里的极限，孔子说他五十岁知“天命”，痛失爱徒时悲呼：“天丧予！天丧予！”这可是“天大的事”，言下之意也就是说没有能大过天的事，或可将此种哀恸形容为“呼天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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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并无公认的“至上神”，“天”和“道”一样，只在一定的场域充当一定的角色。诸位可曾想象得出“老天爷”长胡子的景象，只不过“老天爷”三字确实将天道与祖先拉得很近（此容后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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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族史诗中的神话所描述，姜嫄踩巨人足迹受孕，才诞下周人的始祖后稷。姜嫄起初认为这个孩子来历不明，是大不祥，所以抛弃了他。但这个后来被叫作“弃”的婴儿得自然界中几种动物的庇护，奇迹般存活下来，像极了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被弃遭遇。这则东方神话明显反映出母系氏族时期“子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实情。但这也仅止于一个神话，因那个未知的“巨人”没有被塑造为“上帝”或“天神”，如此大难不死的后稷也就没有成为上帝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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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国人的“天”，必须脱离有神与无神的二分法，也必须跳出西人一直在努力弥合的本体论与价值论的鸿沟。因为“天”时而是杞人所忧的那高不可攀的苍穹，这里“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有着飞禽、浮云与星象，当然也会“暗无天日”；时而是自然之大道，隐藏着万物运行的规律，俗谓“天机不可泄露”；时而是命运之主宰，左右人世变幻，比如“颐享天年”；时而是义理之标准，作政治伦理之决断，比如“天理昭昭”，人不能“伤天害理”“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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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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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答曰：“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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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于是仰而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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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民）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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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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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者，一身数任，所谓“天打雷劈”，未必能分清楚虚虚实实。质而言之，天塌不下来，人也登不了天，人外是有人，然天外更有天，人只能“义薄云天”或“心比天高”了，那些能上天入地的绝非凡胎。故天只是一幕道德背景，决不能“胆大包天”，没有“拯救”的煽动性，却也极重人之主体性，所以英雄一般被认为“从天而降”，而天这个“帝廷”真可以住得下任何民族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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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就是上帝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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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后世天子垄断了祭天权，是因为他们作为人间的主持人，必须直接侍奉王权的认证者，即精神之天。此固与他人无涉，平民自然无须在公共场合组织祭天，如同今日任何民间组织不能代表国家处理对外事务。同理，季康子自然也不能祭泰山，因天子隆重盛大地封土授民以立诸侯，还周到体面地配送车服器物与职官有司，此又与大夫、家臣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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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虽然认为“天不怕地不怕”是要不得的，但骂天却是常事，如说老天这个认证者怎么瞎了眼，选了个不堪的家伙。受苦受难，于是“不共戴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老儿拉下马。而昏君一倒，立马改说“老天开眼”，“天从人愿”。窦娥也只不过是代中国人说：“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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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被耶和华视为“恶”的人，往往会被耶和华叫去死，犹大的儿子们便是如此。比照西方的上帝世界，诸位看官该“谢天谢地”的是，发表牢骚的人不会被石头打死，因为天挨得住、受得起这一骂。故凡指责帝王的郊祀歌词反映了中国人落后的宇宙观，或认为老百姓不能公开祭天便是中国没有信仰自由之铁证，都可归为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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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角度来看，在君主制下，君主没有利用神权绑架国民去实现一己之私，未尝不是中国之福。君主既然杜绝全民祭天，那么神教式的寄生人物便没有滋生的土壤，明堂里也不会有巴比伦那种以做皮肉买卖供养神殿经济的“圣职妓女”，国君也不能师出无名地号召全民去发动何种“圣战”，因为没有“乐园”供圣战阵亡的信徒立刻荣登。中国也不曾有类似天主教会这样的“代言组织”宣称“手淫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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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缺乏至上神的绝对权威，早熟的中国文化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也就是人类的毛病，即精英与庸众各自心灵需求的层级差异。例如，知识阶级自然可以守着儒家的理性涉猎一番神教，进得去出得来；而碌碌之人溺于表象生活，缺乏思辨力，抵御神鬼的能力太差，他们往往把信奉天命与道德教化视为一种空头宣誓，却轻易地接纳那些光怪陆离的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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