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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随后来做共主，主动派出远征军加强了对四方的军事控制，更期以部族联合建国的模式改善以往松散的利益关系。其“深入虎穴”的惊险过程与殖民征服并无二致，为此周人发起独特的文化攻势，并加入政治强人的精彩演讲。虽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但其中苦口婆心，不容轻视。除形势所趋，周人殖民的目的不可能全在盘剥掠夺，而是基于一种精神追求，否则他们根本无须冒险东进，甚至去占领那些一毛不拔的荒远之地。若只坐守西陲，何言鞭长莫及，何来蛮荆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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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毕竟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治理事业，不仅把一个个氏族部落变为国家，令“文武之诸侯”守土有责，扶德施化，从而铺就一大片文明区，更塑造出一个媲美希腊世界的华夏世界，这是一个伟大的肇始。所谓“移风易俗”，近于拉丁文中的“colo”“cultus”“cultum”等词所包含的“栽培、驯养、耕作”之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铢积寸累，“周朝”非一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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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宗周”的精神实质乃是周族中心主义，此奠定了周朝国体的基调。周人融合诸多部族，先以“文明利器”武装辟疆，死伤不少。此后经过数轮封土授民，最终形成异族隔阂的国野制度。如此一来，天下各要津便操于周天子委派的政治集团手中，“非亲则顽”乃是基本国情。且看一件西周时期的荀国器（荀国在今山西省新绛县一带，后被晋国所灭）——荀侯匜，其腹内底铸有铭文：“荀侯稽作宝匜，其万寿子孙永宝用。”可见诸侯虽在政治上宗周，却也有各自的千秋之念。故周文化填充到如此规模架构中，才好竖起“天下”之大旗，各族方可有“杂居”之事，诸位看官也才能说窥见了中华文化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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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说：“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封建论》）此说固属追美先人。周人自然是狡猾的，当年随之灭商的诸多部族并未分得土地，尤其是那些势力弱小且无伟大荣耀的部族，明显被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周武王和周公总共分封七十余国，其中姬姓诸侯占到五十以上。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与“事君犹事父”绝非一二子的突发奇想，而正是立国精神的曲折反映。秦以后王室封同姓王的思路也正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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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三千年前之封土建国与今人有何关系，首先必知中国后来以“魏”“晋”“唐”“宋”等字为名的国家，其“老字号”皆出自周代；其次须知中国人大部分的姓，都是承袭周代之氏。氏或由官职而来，如司马、司徒、司空之属；或由封地而来，诸如齐、鲁、宋、郑、吴、秦、卫、韩、赵、陈、蔡、曹、胡、许等。所谓“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由于宗法里有不确定的增殖性（“周封八百”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一个氏还可能分离出新的氏。今日国人之常姓起源多在三千年前，超过今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且说近世的蒋、毛二公，蒋姓源出周公第三子伯龄的封地蒋，毛姓则源出周公第八子伯聃的封地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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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根在周代，此是实诚话。国人若能略知姓氏源流，便晓血缘并非唯一，关键还在“风土人情”。皇族后裔未必能使人高看一眼，但孔门徒子徒孙却受人敬重，直教人遭逢岁月幽冥，可将血缘遗忘，而不可把神韵抛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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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5.2 国野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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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封亲弟叔虞于唐，唐叔虞之子燮父又封晋侯，直到公元前376年“晋绝不祀”，此种血脉铺张可借助考古确定晋邦的始封地、晋邦早期都城地望，即“曲村—天马遗址”（今山西省翼城县和曲沃县两县交界地区），此处发现的9组墓葬涵盖了从西周早期第一代晋侯燮父到春秋早期的晋文侯共九代晋侯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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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提及“国野”二字，何为“国”也？清代学者焦循认为“国”有三解，一是“大曰邦小曰国”，二是“郊内曰国”，三是“城中曰国”。其实，此恰好可作为宗族城邦发展的三个阶段。首先是殖民队伍围筑城墙以作防御基地，站住脚后推展至近郊，内城外郭，最后封国之间交界，几成领土国家。拆解“國”字亦可见出，壕沟与戈，正是军事堡垒的象征。一众先秦小国，都是邑的规模，美其名曰“城邑国家”，如炎国，实则区区炎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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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野之分本非私心造作，而由聚落自然发育，有如城乡二元。然国野制度则是周人的创制。学者常言的“三代之法”，实际多为周人的聪明。“小邦周”既已做定那天下共主，则必要接管“大邑殷”的地盘。为了控制崭新而宽广的土地、风俗迥异且为数众多的人口，以天子之名分封宗室子弟到各处据点立“国”，是那个时代所能想到并且做到的最好办法，此政治网络的铺设大有“武装殖民”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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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如何确认据点从而立国？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周官·地官·大司徒》），据西周金铭所示，分封时必勘验舆图，辨正方位。《名义考》载：“古者封国，皆有分星。”这就表明诸侯自立门户之日还要特别地记下当时岁星所在的位置。周室的分封策命是十分庄严慎重的，能行此大礼者，必是甘愿效忠者或使命在身者。如唐叔要“匡有戎狄”，晋文公要“抚征东夏”。晋国籍谈有言：“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左传·昭公十五年》）赐物分器（车服、兵器等）用以明德，早脱部落间战利品分赃之俗套，也减去神教氛围，命书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阐明了受封者的权利义务。命圭就是信物，从属关系一旦缔结，宗法生效，政府便开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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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国”中的周室“代表”及其眷属，即“殖民队伍”及其后代都是“国人”或“邦人”。但王与高级贵族渐已脱离此列，他们属于政权之最上层。而之下的各级宗族成员无论亲疏、无论贵贱、无论是否没落为自耕农，只要还住在所属宗子的居邑旁，都具有“国人”的身份。此外，居住在国中从事各种职业的平民（公社农民、百工、商贾）也逐渐属于“国人”。“国人”的所指将接近于“都邑平民（士、农、工、商）”，此是分化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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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释“野”为郊外，段玉裁注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较为恰当。焦循认为“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国人居住在乡，野人居住在遂。“国”与“国”之间便是农田和丛莽间杂的“野”，那里多是受统治的土著，他们自然没有周人那样的宗法组织，统称为“野人”或“鄙夫”。野人不当兵，也许是不被允许拥有武器，只能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多数上缴供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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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防御严密的国，野是被征服区域；相对于枕戈待敌的国人，野人是顺民。“野人”居住在郊原，逢“礼不下庶人”之时代，很少接触到礼法，自无所谓受礼之拘束，因此“野”渐出贬义，有了任性散漫、不驯之义；与“文”相对，便是指没有文采、不文雅。“野”的本义自然可以发展出“非家养”“野生”之义，意思再加引申，“野人”便成了粗野横蛮甚至混沌未开、茹毛饮血的人类。这些“无名的部落”遥望着“文明区域”，某些部落长期与世隔绝，不仅语言不通，也对文明世界的各种常见传染病缺乏必要的免疫力，甚至可能受感染而大批死亡。如前所述，文明代表着一种从人力、人心两方面抑制非正常死亡的能力。如何对待“无历史族群”，周朝的移风易俗留下了宝贵经验，不强制同化，即天下可存异；也不划分识别，即淡化族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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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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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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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句话，看官们可理解为孟子这位大学者在臧否醇杂，当然我们也可以责他出言不逊，有地域歧视之嫌疑。但请注意，地域歧视要好过民族歧视。地域可以变动，如这十年在齐东，那十年在西秦。而民族是不可改的，是注定的。“齐东野人”是什么民族？这并不重要。无论他们属于哪个族群，在周天下，他们都可以“先进于礼乐”。庆幸的是，周人没有一开始便把某些异族写入世代杀戮的名单。或许我们该承认，周人的区别政策是“人之常情”，总要比压迫杀戮好得多，而客观存在的歧视本就带有族群隔阂，与今日城市人看不上乡巴佬颇为不同，甚至还不如后者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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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国野制度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制度。就区域而言，野比国大；就地位而言，国比野高。国承载并拱卫着宗族权力，“国人”有参与诸如朝会、国家盟誓等国事的权利，这与希腊城邦有诸多相似处。史籍中屡见“国人谤王”“国人皆怨”之类的记载，甚至发生“国人暴动”这样的重大事件。西周末与春秋时期是国人地位最高的阶段。国人的意见能够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兴亡、君主安危、宗族盛衰等诸多大事。《周礼》记载，国人可“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国人还有服兵役、纳军赋的义务，各诸侯国的军队基本由国人做主力。国人之人多势众，正是其多次反对昏君而起事的保证，他们甚至能逐杀国君、太子、大夫。《左传》中便有“卫人出其君”的记载，师旷对此事件的看法可谓经典，“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生，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话中所言“百姓”其实身份极高，都是出身贵族，因为当时的一般平民是无姓氏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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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似乎在用自己的权力以及行动将政治推向民主，但“时为王之患，其惟国人”（《逸周书·芮良夫》）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随着王权的不断加强，国人的“福利”及地位都在持续下降。尤其是土地与赋税制度的变革必然使国野差别渐渐弥合，代价是二者一同被压迫，社会终成政府—民众之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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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5.3 礼乐黏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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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不仅引领周人完成了东征和营建“成周”的伟业，同时也主导了周王朝新制的创立。《左传》有云“先君周公制周礼”，此即是著名的“制礼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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