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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主术训》：“成康继文武之业，守名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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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有云：“周云成康，汉言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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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认为，“成康之世，实是西周建国的成型期”（《西周史》），此话不谬。成康治世可谓西周的黄金时代，重礼不尚刑的思想开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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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康时代的平顺是由成王亲征开启的，王朝渐入佳境，天子也欲罢不能，更因为蛮族侵扰，战时体制一直没有转入和平体制。故“文修武偃”这一赞词只对了一半，“安内必先攘外”反成为传统，之后的周天子如果不巡狩开疆，不树立威信，安宁似乎便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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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可以惊奇地发现，与蛮族进行长期、频繁、大规模甚至主动战争的，不是后世的中华帝国，而是看似松散文弱的周朝。其实，周人一点也不文弱，习武最初是一种身份标志，而贵族所必修之“六艺”已包括射术与驾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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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射礼，充溢着浓郁的尚武氛围，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而楚人对周那充满勇气的挑战或源于对高超射术的自信。射箭作为高端的谈资，可以引申出治国的大道，如列子与关尹子论射箭“之所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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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剑术，赵惠文王尤好此道，养的剑客足有三千人，日夜演练，一年的死伤就有100多人。庄子批评这种歪风，意指王者应追求“天子之剑”或“诸侯之剑”，而非此与斗鸡无异的“庶人之剑”。如果说箭术领域是楚人不让周人，那么在剑的世界，吴、越亦大有超越周人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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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驾术，王子期向赵襄王传授心得，“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韩非子·喻老》）。与射术一样，驾车也常被认为隐藏着政治启示，典籍遗文，班班可考。《荀子·王制》曰：“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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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赛马，田忌赛马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已将智慧之微妙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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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车与马之结合，遥想古埃及与赫梯的帝国大战，双方的马车数量竟达数千辆，此乃“车战时代”之灿烂一战。至于东方的马车技术，盖于三千年前由中亚传入，戎狄先得，小盂鼎铭文便记载周人缴获鬼方130余辆车。西方之周人又比东方之殷人先得，殷卜辞中的军用马车数目极少，而周人后来发展出车马礼仪。“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国风·召南·鹊巢》），此可见贵族婚礼中送迎车队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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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主要是军用。一整套青铜车马器大致包括马冠、当卢、节约、镳（bi o）、衔、轭、軎（w€鑙）、辖、辕饰、衡饰、轴饰、踵饰等，大多采用鎏金工艺。每车载甲士三名，“车左”称“甲首”，即持弓主射的左甲士，乃一车之首；御者居中，可能只佩带短兵；“车右”称“参乘”，即执矛戈主击刺的右甲士，可为战车排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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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经常赏赐诸侯以车用具与零部件。周人显然更加注重车战的运用，以至战车逐渐被视作国力的象征，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每乘以一辆四匹挽马拉动的战车为联合作战的基础，配备相应数目的甲士、步卒以及后勤人员。东方已完全步入“车战时代”，战车实是一国家底的体现，而相较于周朝战车庞大的体积，古希腊的小型马车多少显出小家子气。当然，二者也各有优势，周朝的战车可撞击碾轧敌人，极富冲击力，而古希腊的马车长于机动性，灵活迅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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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是理想追求，战争是现实需求，长期严酷的边患培育出周人尚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支撑着战时体制的澎湃运转。从周之先王到诸侯国君，亲赴沙场迎敌，甚至被伤被俘，都不稀奇，而“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国风·周南·兔罝》），“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国人也定期参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此类“军事演习”。最后，还由孔子来总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真千古不易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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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6.2 双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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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权主义与蛮族侵略本是华夏文明最主要的大敌，然而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华夏文明时常需要借助一个威胁去解除另一个威胁。在此处，专权是以蛮族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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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蛮族并不是幌子，而是真实存在的外患。魏特夫把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归因于水利灌溉的组织需要，此论浮夸。若论组织需要，倒是华夏需要共同应对蛮族威胁之理由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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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温暖的气候在西周时转寒，直至进入春秋之后才又回暖。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气候变化剧烈，汉水竟两次结冰，此后更紧接着大旱。如此，北方蛮族的不安分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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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的活跃直接催生了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如《诗经·采薇》中的诗句，“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这就是说有家等于没家，没有时间安居休息，都是为了和猃狁打仗。“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就是说征役没有休止，哪能有片刻安生。“岂不日戒？猃狁孔棘”，意思是怎么能不每天戒备呢？猃狁之难很紧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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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文字，同样是中国最早的边塞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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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大夫伍举很清楚北方周天子的号召力，他说：“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阳之嵬，康王有丰宫之朝，穆王有涂山之会。”但周朝的国防线如此之长，周王仍旧不得安枕，故他们的巡狩开疆也是迫不得已。康王屡伐鬼方，昭王亲征南方而身死汉水之滨。周穆王依旧如故，甚至不顾反对，强词夺理地攻打犬戎，结果只带回四只白狼和四只白鹿，不过周人的武功也在此时达到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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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王既是在东征西讨，又是在游历天下，其实要让天下知道有个天子并不能单凭口耳相传，还需“王旗招展”，西周戎生编钟的铭文中首次出现了“穆天子”的叫法，此真了不得。后来的《穆天子传》有个别名，就是《周穆王游行记》，东汉又有以“穆天子会见西王母”为题材的画像石，《竹书纪年》对此有记载：“穆王十七年，西征，至于昆仑丘，见西王母，乃宴。”“西王母”所代表的应是某个强大部落。至于昆仑，人迹罕至，鸟道才通，神话无疑。但有研究称，周穆王西行之极点可能是吉尔吉斯斯坦草原甚至华沙平原。无论如何，穆天子已是中国通“西域”之第一人，而他的潇洒传奇极大地刺激着后世中国人的想象力，直到巅峰的《西游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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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言及君王巡游，乾隆之下江南只能算较为晚近的故事，秦始皇也不是此风的首倡者，因为周代的昭穆二王早有此“雅兴”。屈原似无法理解昭穆二王的动机，他在《天问》中表达了疑惑，说周昭王南至荆楚，“厥利惟何？”而周穆王“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屈原毕竟是第一文人，写诗本不为解答问题，但他所用“周流”一词却真是恰到好处。这“周流”将盛游、巡狩、征伐以及这些行动的地理方位与持续状态都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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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可曾听说过“天子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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