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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战时状态的周联邦就如同一辆马车，而诸侯就是拉车之马。后人之所以相信西周尚未分裂，就在于天下有一共主，天子威风立于马车之上。只有频繁的周流才能保持联邦体系不涣散。大禹作为周人的文化符号，其“九州行迹”也就愈发清晰，此多靠周王频繁的巡狩充实之。例如，《墨子》：“禹东教乎九夷”；《史记》：“禹会诸侯江南”；《越绝书》：“（禹）爵有德，封有功”；《淮南子》：“（禹）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新书》：“诸侯朝会而禹亲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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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的每一次巡狩，都会带动一批部落鞍前马后，王师的每一次作战，自然也需要地方的策应与供给，周王甚至可以借某次军事行动来检验诸侯的忠诚，或者控制新的领地与势力。启尊上记录了“启从王南征”的史实；而周宣王曾命召穆公伐淮夷，召穆公表现得很体贴，《诗经·大雅·江汉》有一段这样唱道：“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在得到宣王褒奖后，召穆公更是高呼“天子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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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下之大，天子不可能一一周到，故时常派出代表前去赏赐与勉励诸侯。以天子之尊，为了维护礼之信誉，有时也不得不动用王室有限的土地、财富奖励功勋，诸如共王和孝王。正因为国库耗损巨大，宗周要将封建进行下去又必须不断地组织军队去争取新的土地与财富，战时体制的透支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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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之后、秦以前的时段里，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君主专制政体的。而秦以后的中国人或许领教过专制主义学说、独夫专权现象以及天下为君主私产之类的言论，但国家大政里仍没有君主独揽乾坤的设计。古代中国既没有“王权不可侵犯”的教条，也不允许存在制度性的“独裁”。之所以用“专权”，就是因为主角未必就是君主，他还可能是后宫、阉人、外戚、军人等。所谓专权，其实质是私权的越界扩张，它之所以常常被等同于君权，就在于君主尤其容易越界，不该他管的事他要管，也就等于抢回了先王分出去的权力。专权化的过程伴随着先王崇拜的加深，但专权对天子要求甚高，只是后来的君主越来越不像样，真可谓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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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或谓周制“只反暴君不反专制”，其实不然。所谓“暴君”，必得有一“施暴”的平台，无权则无从下手；有小权，即尊礼而为，君王的权限所达，是无所谓暴虐的；有大权，恶亦大，方可言“暴”。常说的“暴虐”，就是君权的不安分，既挑战贵族特权，又压抑国人“公民权”。故反暴君就是反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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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穆王时期联邦制的空前扩张，“天下”的氏族之别更加弱化，而“天子”的王权倾国冲淡了刑的对外特征。文、武二王时期的献俘之风渐转为资源积攒。公元前10世纪，《吕刑》的诞生正式实现了刑的转化。穆王采纳吕侯的意见，制定中国最早的系统的刑法——《吕刑》（原本已失传）。这部刑法是对周初以来的刑罚实践的总结与修正，缓和了刑在转化进程中的矛盾，也适应了专权加强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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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铜人上有一篇21字的铭文，大意是：五月某日，淮夷攻击格国（霸国，二者同字异构），晋侯与之搏战并俘虏其部落首领，晋侯为颂扬周王特作此器。可见无论是大邦晋，还是小国格（霸），都属周天子庇佑，应当共赴蛮患，相互救助。据西周中期的师旂鼎铭文，“不从王征”是一项军事犯罪，自有其诉讼程序与审判机关。而据西周中晚期青铜器训匜的铭文所示，一位牧牛的小官因诬告上级，面临着被鞭笞、免职的判决。法律的日益周密，实际也反映出周王的专权化进入隐蔽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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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6.3 专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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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王的专权倾向暴露无遗，贵族自然有强烈反弹，国人也有诸多埋怨，此必将触动朝政的评价机制，于是恶谥出现了，周厉王成为被批评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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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王要在贵族山林川泽的产业中抽税，他的政策被指为“专利”。据孟子说，周文王时“泽梁无禁”（《孟子·梁惠王下》），他的围猎场所方圆七十里，割草砍柴、捕鸟猎兽的人都被允许进入，这是“与民同之”的传统。然周厉王不但与民争利，还施行高压企图让异议者闭嘴，于是仇恨在“道路以目”的平静下滋长，终于激起了著名的“国人暴动”，厉王逃亡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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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彘之乱”是多年来天子不济的恶果，它暴露出宗法政制的先天缺陷，即世袭王位不能稳定地为国家提供合格的天子，而天子对于这个政体恰又是如此关键。“共和行政”向来被视为短暂的虚君时期，然而根据《竹书纪年》与《世本》的记载，“共和行政”很可能不是召公与周公的联合执政，而是“共伯和干王位”。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乃是国史确切纪年之始，然其意义并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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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伯和（有学者考证为卫武公）德才兼备，享有崇高威信，故被诸侯推举以行天子之事，这比两百年前的周公摄政更规范化，也更具开创性。14年后，厉王死于彘，共伯和主动结束摄政，传位给宣王。历史行至此处，禅让的德行，周公的情操，似乎都变得真切不少。周文化再次展现出不凡的气象，周朝体制的成熟使其度过首次解体性的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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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再成熟的体制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动乱，继位的周宣王仍没有收敛，他凭个人好恶越界命令鲁武公废长立幼，带头破坏宗法制。宣王的这次强行干涉导致了鲁国长达20年的混乱。由于天子在上对礼进行破坏，是始作俑者，诸侯也在下破坏礼，故天子越专权，天下就越涣散，就更加乞灵于黩武主义，如此恶性循环最终换来的是天子威信扫地与周室直辖区的急剧萎缩。“宣王中兴”那所谓的功绩主要还是对外战争的胜利。宣王还开展了“料民”（清点民户数）活动，可能是出于增税或加强人身控制的考虑。周幽王更是不堪，真把蛮族当了幌子，竟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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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在镐，有那其居”（《诗经·小雅·鱼藻》）。此景不长，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镐京，诛杀幽王，终于解除了君王专权的威胁。礼的余威尚存，诸侯拥立废太子宜臼复国，是为周平王。平王为避犬戎再兴血雨，终于走上先王铺就的后路——正式迁都洛邑。从此，东周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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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明明是践土之会召周天子来，他却仍用“天王狩于河阳”来维护天子的尊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后人在体味孔子此语的分量之外，也需感悟其中的苦楚无奈。以蛮族之名进行专权，其结局是可悲的，因为并没有任何一项威胁实质性解除，专权向专制发展，而蛮族依旧彪悍。更加吊诡的是，一番打斗之后，成就了“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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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论昭王南征之败后楚国的蒸蒸日上，公元前9世纪，善养马的嬴姓部落被周孝王列为“附庸”，这是秦人作为初生小邦进入周天下的起始。其首领非子的秦封邑便在今日甘肃省清水县的李崖遗址。平王东迁而论功行赏，秦国终被列为诸侯，得以在周天下的体系中学习交流，也正式开启了大邦之路。由甘肃省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出土的一辆战车来看，秦人的军备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长矛，车厢、车轮、车辕、车轭等构件样样齐全。两大“辟陋”蛮夷开始挤入华夏圈，崛起为威胁诸夏的两大强国。这两大新晋势力日后将深深影响甚至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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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是与之前天子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情形相比，内忧外患没有给周人多少调整空间，周王朝再也没能复兴。从此，时代的主题变了，以前的“头重脚轻”一变为尾大难掉，西周末年新封的郑国没多久就侵占周室的土地，抢夺庄稼。若干年后，一位周朝大夫路过旧都，眼见昔日的宗庙宫殿已长满庄稼，他徘徊不忍离开，终将满腔的亡国之痛写就一篇千古绝唱，这就是今日所见《诗经·王风》中的《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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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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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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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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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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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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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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