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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路在何方，不如“中和”，借用顾炎武的一句话，“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振兴机会，庶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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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六话 专权以蛮族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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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战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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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族一样，周族的政治中心也数次改换。《史记》曰：“文王在丰，武王在镐。”而成王亲政后，下令加速兴建洛邑。召公负责卜宅（迁都前占卜是周人旧俗，龟显吉兆方能动工），周公则是此“新邑”工程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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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在洛邑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他指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是一句极有分量的讲话，天子要在中土铺开周人的天下，这已标志着“周公路线”的胜利。而周公这位极具进取心的政治强人也被成王认为是洛邑的最佳主政者。后人或问，洛邑为东都否？周公又以何种身份把持陪都？欲解此惑，须知周初特殊的军政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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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三监之乱”已表明周人绝无马放南山之可能，小臣单觯上的铭文也将周人的心事表露——武王伐纣虽然光芒万丈，但周公主持的“二次革命”才能算真真正正的“克商”。周王朝一直在战时轨道中前进，且看那西边的宗周镐京由禁卫军“虎贲”拱卫，称为“周六师”（或“西六师”）；东边的洛邑则部署着“成周八师”。“成周”虽是洛邑的后起之名，但终究在中土叫响以至于赫赫有名，周人对殷人执事贵族的亲睦政策收效显著，他们在瀍河西岸指点江山，而瀍河以东则是渐入平静的殷人聚居区，部族间的紧张关系得到极大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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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周与成周两个政治中心，或者说是两大军区的相互联结，实现了“邦畿千里”的覆盖。据晋侯苏编钟铭文记载，晋侯苏受周厉王命伐夙夷，从宗周行军到从周，共耗时44天。由此可见周室有了进退的回旋空间（平王东迁之后事可证其先见之明），“常备军”也确保了天子对东方局势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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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欧洲人区分“近东”、“中东”与“远东”，这是他们的眼界。而周人的武装殖民也决定了他们的文化视角，镐京乃是大本营，或根据地，东土邦国当然以远近分，近者为“小东”，远者为“大东”。周人向四面八方修建名为“周道”的军用公路，这是战时配送体系、情报支援体系的至重一环，其平坦、牢固、宽敞与笔直的特点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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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栈之车，行彼周道”。（《诗·小雅·何草不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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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小雅·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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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挺挺”。（《左传·襄公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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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道倭迟”。（《诗·小雅·四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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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垂裳的天朝体系由此铺开，第一批挑战这个体系的势力是族系复杂的东夷。成王亲自出征灭掉不安分的奄（国），并多次用兵于强悍的淮夷。周人与淮夷的斗争进行了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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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到成王时已是“民和睦，颂声兴”，然成王可不能万寿无疆，他自觉时日无多，依随周公辅政的先例，便交代由召公和毕公辅佐太子。成王逝世后，太子钊在先王之庙接受册命，即位为周康王。二公反复强调先王创业之艰难，要求康王“节俭毋多欲”，诸侯也宣誓保卫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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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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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主术训》：“成康继文武之业，守名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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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有云：“周云成康，汉言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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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先生认为，“成康之世，实是西周建国的成型期”（《西周史》），此话不谬。成康治世可谓西周的黄金时代，重礼不尚刑的思想开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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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康时代的平顺是由成王亲征开启的，王朝渐入佳境，天子也欲罢不能，更因为蛮族侵扰，战时体制一直没有转入和平体制。故“文修武偃”这一赞词只对了一半，“安内必先攘外”反成为传统，之后的周天子如果不巡狩开疆，不树立威信，安宁似乎便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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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可以惊奇地发现，与蛮族进行长期、频繁、大规模甚至主动战争的，不是后世的中华帝国，而是看似松散文弱的周朝。其实，周人一点也不文弱，习武最初是一种身份标志，而贵族所必修之“六艺”已包括射术与驾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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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射礼，充溢着浓郁的尚武氛围，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而楚人对周那充满勇气的挑战或源于对高超射术的自信。射箭作为高端的谈资，可以引申出治国的大道，如列子与关尹子论射箭“之所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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