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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剑术，赵惠文王尤好此道，养的剑客足有三千人，日夜演练，一年的死伤就有100多人。庄子批评这种歪风，意指王者应追求“天子之剑”或“诸侯之剑”，而非此与斗鸡无异的“庶人之剑”。如果说箭术领域是楚人不让周人，那么在剑的世界，吴、越亦大有超越周人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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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驾术，王子期向赵襄王传授心得，“凡御之所贵，马体安于车，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韩非子·喻老》）。与射术一样，驾车也常被认为隐藏着政治启示，典籍遗文，班班可考。《荀子·王制》曰：“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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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赛马，田忌赛马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已将智慧之微妙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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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车与马之结合，遥想古埃及与赫梯的帝国大战，双方的马车数量竟达数千辆，此乃“车战时代”之灿烂一战。至于东方的马车技术，盖于三千年前由中亚传入，戎狄先得，小盂鼎铭文便记载周人缴获鬼方130余辆车。西方之周人又比东方之殷人先得，殷卜辞中的军用马车数目极少，而周人后来发展出车马礼仪。“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国风·召南·鹊巢》），此可见贵族婚礼中送迎车队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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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主要是军用。一整套青铜车马器大致包括马冠、当卢、节约、镳（bi o）、衔、轭、軎（w€鑙）、辖、辕饰、衡饰、轴饰、踵饰等，大多采用鎏金工艺。每车载甲士三名，“车左”称“甲首”，即持弓主射的左甲士，乃一车之首；御者居中，可能只佩带短兵；“车右”称“参乘”，即执矛戈主击刺的右甲士，可为战车排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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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子经常赏赐诸侯以车用具与零部件。周人显然更加注重车战的运用，以至战车逐渐被视作国力的象征，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每乘以一辆四匹挽马拉动的战车为联合作战的基础，配备相应数目的甲士、步卒以及后勤人员。东方已完全步入“车战时代”，战车实是一国家底的体现，而相较于周朝战车庞大的体积，古希腊的小型马车多少显出小家子气。当然，二者也各有优势，周朝的战车可撞击碾轧敌人，极富冲击力，而古希腊的马车长于机动性，灵活迅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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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是理想追求，战争是现实需求，长期严酷的边患培育出周人尚武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支撑着战时体制的澎湃运转。从周之先王到诸侯国君，亲赴沙场迎敌，甚至被伤被俘，都不稀奇，而“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国风·周南·兔罝》），“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国人也定期参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此类“军事演习”。最后，还由孔子来总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真千古不易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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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6.2 双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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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权主义与蛮族侵略本是华夏文明最主要的大敌，然而历史的吊诡就在于，华夏文明时常需要借助一个威胁去解除另一个威胁。在此处，专权是以蛮族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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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蛮族并不是幌子，而是真实存在的外患。魏特夫把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归因于水利灌溉的组织需要，此论浮夸。若论组织需要，倒是华夏需要共同应对蛮族威胁之理由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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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温暖的气候在西周时转寒，直至进入春秋之后才又回暖。据《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气候变化剧烈，汉水竟两次结冰，此后更紧接着大旱。如此，北方蛮族的不安分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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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的活跃直接催生了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如《诗经·采薇》中的诗句，“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这就是说有家等于没家，没有时间安居休息，都是为了和猃狁打仗。“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就是说征役没有休止，哪能有片刻安生。“岂不日戒？猃狁孔棘”，意思是怎么能不每天戒备呢？猃狁之难很紧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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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文字，同样是中国最早的边塞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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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大夫伍举很清楚北方周天子的号召力，他说：“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阳之嵬，康王有丰宫之朝，穆王有涂山之会。”但周朝的国防线如此之长，周王仍旧不得安枕，故他们的巡狩开疆也是迫不得已。康王屡伐鬼方，昭王亲征南方而身死汉水之滨。周穆王依旧如故，甚至不顾反对，强词夺理地攻打犬戎，结果只带回四只白狼和四只白鹿，不过周人的武功也在此时达到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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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王既是在东征西讨，又是在游历天下，其实要让天下知道有个天子并不能单凭口耳相传，还需“王旗招展”，西周戎生编钟的铭文中首次出现了“穆天子”的叫法，此真了不得。后来的《穆天子传》有个别名，就是《周穆王游行记》，东汉又有以“穆天子会见西王母”为题材的画像石，《竹书纪年》对此有记载：“穆王十七年，西征，至于昆仑丘，见西王母，乃宴。”“西王母”所代表的应是某个强大部落。至于昆仑，人迹罕至，鸟道才通，神话无疑。但有研究称，周穆王西行之极点可能是吉尔吉斯斯坦草原甚至华沙平原。无论如何，穆天子已是中国通“西域”之第一人，而他的潇洒传奇极大地刺激着后世中国人的想象力，直到巅峰的《西游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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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言及君王巡游，乾隆之下江南只能算较为晚近的故事，秦始皇也不是此风的首倡者，因为周代的昭穆二王早有此“雅兴”。屈原似无法理解昭穆二王的动机，他在《天问》中表达了疑惑，说周昭王南至荆楚，“厥利惟何？”而周穆王“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屈原毕竟是第一文人，写诗本不为解答问题，但他所用“周流”一词却真是恰到好处。这“周流”将盛游、巡狩、征伐以及这些行动的地理方位与持续状态都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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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可曾听说过“天子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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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战时状态的周联邦就如同一辆马车，而诸侯就是拉车之马。后人之所以相信西周尚未分裂，就在于天下有一共主，天子威风立于马车之上。只有频繁的周流才能保持联邦体系不涣散。大禹作为周人的文化符号，其“九州行迹”也就愈发清晰，此多靠周王频繁的巡狩充实之。例如，《墨子》：“禹东教乎九夷”；《史记》：“禹会诸侯江南”；《越绝书》：“（禹）爵有德，封有功”；《淮南子》：“（禹）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新书》：“诸侯朝会而禹亲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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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的每一次巡狩，都会带动一批部落鞍前马后，王师的每一次作战，自然也需要地方的策应与供给，周王甚至可以借某次军事行动来检验诸侯的忠诚，或者控制新的领地与势力。启尊上记录了“启从王南征”的史实；而周宣王曾命召穆公伐淮夷，召穆公表现得很体贴，《诗经·大雅·江汉》有一段这样唱道：“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在得到宣王褒奖后，召穆公更是高呼“天子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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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下之大，天子不可能一一周到，故时常派出代表前去赏赐与勉励诸侯。以天子之尊，为了维护礼之信誉，有时也不得不动用王室有限的土地、财富奖励功勋，诸如共王和孝王。正因为国库耗损巨大，宗周要将封建进行下去又必须不断地组织军队去争取新的土地与财富，战时体制的透支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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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殷之后、秦以前的时段里，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君主专制政体的。而秦以后的中国人或许领教过专制主义学说、独夫专权现象以及天下为君主私产之类的言论，但国家大政里仍没有君主独揽乾坤的设计。古代中国既没有“王权不可侵犯”的教条，也不允许存在制度性的“独裁”。之所以用“专权”，就是因为主角未必就是君主，他还可能是后宫、阉人、外戚、军人等。所谓专权，其实质是私权的越界扩张，它之所以常常被等同于君权，就在于君主尤其容易越界，不该他管的事他要管，也就等于抢回了先王分出去的权力。专权化的过程伴随着先王崇拜的加深，但专权对天子要求甚高，只是后来的君主越来越不像样，真可谓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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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或谓周制“只反暴君不反专制”，其实不然。所谓“暴君”，必得有一“施暴”的平台，无权则无从下手；有小权，即尊礼而为，君王的权限所达，是无所谓暴虐的；有大权，恶亦大，方可言“暴”。常说的“暴虐”，就是君权的不安分，既挑战贵族特权，又压抑国人“公民权”。故反暴君就是反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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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穆王时期联邦制的空前扩张，“天下”的氏族之别更加弱化，而“天子”的王权倾国冲淡了刑的对外特征。文、武二王时期的献俘之风渐转为资源积攒。公元前10世纪，《吕刑》的诞生正式实现了刑的转化。穆王采纳吕侯的意见，制定中国最早的系统的刑法——《吕刑》（原本已失传）。这部刑法是对周初以来的刑罚实践的总结与修正，缓和了刑在转化进程中的矛盾，也适应了专权加强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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