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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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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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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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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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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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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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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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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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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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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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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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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遗民之痛，此刻的周人或能感同身受，而周天下的首个民族——华夏族即将诞生。民族主义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情绪，一种容易被落后者或受压迫者占有的情绪。《淮南子·齐俗训》言：“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是古已有之的差别，而浩荡的王朝军队可以刺激夷、楚、秦、越的“民族自觉”，而周王专权导致的“自乱阵脚”为春秋五霸的“野性”登场埋下了伏笔。所谓“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国语·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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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霸”分别是谁，本无定论，排名虽有涨落，然蛮族的成色毫无减损，因为这些霸主不是打跑了蛮族，就是自家出身蛮族。诚然，当战时体制进入军事上的衰世，华夏的民族自觉必然到来，历代周先王的“滚雪球”工程也终于到了收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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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视若仇雠的吴、越两国，其实都是越族的一支，两国“语言通，风俗同”，介于祖先崇拜与神权政治之间。《水经注》有载：“越王之栖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自倍。”此颇类殷商酗酒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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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人的王被认为是姬姓，其开国者是情操高尚的太伯与仲雍，他们是周太王的长子与次子，据说二人预知父王想传位三弟季历及其子姬昌（周文王），于是决定主动让位给季历而出走。但是，周人于太王时期不可能拓展到吴地，实际上在公元前6世纪的吴王寿梦以前，吴国历史并没有确切的年代可考。故此说与孤竹国伯夷、叔齐的故事如出一辙，皆是受周文化熏染后的政治手笔。吴王夫差争当霸主的理由便是“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国语·吴语》），即是指吴与晋、卫、鲁、郑等国一样本是姬姓诸侯，且始祖吴太伯还是周室长子，称王何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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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祖方面，越人又压倒了吴人，他们的王为大禹守祀，即始祖无余的先人被追为大禹。然而，无余之前，谱系暧昧，无余之后，“禹祀断绝”，要从公元前7世纪的越侯无壬开始，才有确切的年代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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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周天下的裂痕中占据有利位置，利用血缘“底蕴”抬升部族地位，以期堂堂正正挤入华夏文明圈，竞争话事权，这都是极自然之事。所谓“华化”，外言之就是对华夏史官文化的接受，内言之就是历史意识的自觉。吴、越、楚、秦等蛮夷之邦都走过了这一历程，具体阶段就是掌握汉字，研习经典，建立档案，并不断充实王室世系。如公元前753年，即秦文公十三年，秦初有史官记事。又如齐桓公曾说：“天下之国，莫强于越。”（《管子》）可见越开化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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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蛮族惯用中国的“文化英雄”来标榜自己，以显示资历与强势，甚至可以瞒天过海，得到“主流”认可。吴王夫差击败齐国，他倒是极其谦虚，只说是周文王、周武王赐福给吴国（《国语·吴语》）。而越王勾践成了“禹之遗烈”。故中国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夷夏之分，更何况此时还处于文化道统尚未确立的迷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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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6.4 傲慢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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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政策终究难以为继，周王朝的军国气质在频繁的消耗后趋于内敛，对外战略也由攻转守。此时的舆论相应改观，成了“天子非展义不巡守”（《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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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的“后撤”会带来怎样的局面，列位看官已可想到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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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两千年，中国人都用“黍离之悲”来指悲悼亡国之痛，痛的背后是中国那十分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据统计，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高达21196公里。国人自然不敢忘却“南京之耻”，却又对多少个“长安之耻”“北平之耻”无动于衷。我们似把“半壁江山”一词看得太轻，失去了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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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好谈“中国最凶恶的敌人”，日本自然是一时之选。然日本对中国真正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亦不过是数百年间事，而我国上千年的蛮族边患却被淡化。历史不容忘却，当后人回顾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会发现在“中国”的周边，始终存在着一批批威胁、制约、扼杀乃至毁灭文明的凶恶力量，他们前赴后继，反复无常，影响甚至主导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他们有同一种脾性——“狼子野心”，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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