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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定王曾这样讲：“夫戎、狄，冒没轻儳（ch€醤），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国语·周语中》）那么同时代的西方文明歧视蛮族吗？答案是肯定的。希腊诸贤也和东周诸子一样好引经据典，东方的讲述与论证可援引《诗经》，而西方亦可取自悲剧艺术。譬如欧里庇得的《伊菲琪尼在奥里斯》有言：“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来治理。”亚里士多德直接得出一个结论：“在诗人们看来，野蛮民族天然都是奴隶。”而在中国，要觅出这样的句子却是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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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周朝起便有一种向心凝聚的文化引力，《周礼》中“九服”无论是否为史实，至少证明了在臣服天子方面，各邦国有着等级差异，“蛮族”虽在辐射之内，却又在引力之外。难道中国就从未欺凌过蛮族？后来的中华帝国和希腊城邦、罗马帝国一样都行征服。只不过其中又有大差异，西方重在掠夺财货，中华重在追求名分，这是中西文明气质的不同。国家对“四夷”师出无名的战争往往会遭到时人与后人的严厉批评，这也消极体现出中华文化“义高于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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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历史，中国文明的征服可归为最不残忍之一类，同样是对待“蛮族”，中国人很少以灭族收场，而多任其自治，即不将土著势力连根拔起，而是保存当地的部落体制，承认酋长统治，换来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一国两制”既不是近时的发明，也不是什么蛮族的建树，而是中华文明固有政治传统之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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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公元前627年秦晋争霸的崤之战，戎人是晋军的亲密伙伴，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中，楚军有所谓的“蛮军”，而在公元前500年的齐鲁夹谷之会，昔日强大的莱夷已沦为齐景公的“打手”或“雇佣军”。也因为如此，华夏之邦常食“养虎为患”，“斩草不除根”之恶果，惨遇“蛮族”背信弃义、倒戈相向之尴尬。名分就是一种责任，此种文化性格正是承继周人而来，冉闵一辈种族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毕竟是异类，孔子在夹谷之会上提出的要求便不高：“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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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梁传》说《春秋》记战争结果往往是“中国不言败”，其中有几分要面子的意思，更多的则是诸夏在夷狄面前的傲骨。面子就是礼，礼就是面子，故要面子不单是讲理，还须言礼。虽然帝国时代的中国史家向来缺乏严谨与公允，在对异族的评价上一直怀有固执的偏见，但后人不能止于批评这种傲慢，还需理解这傲慢背后的症结——蛮族之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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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是有谱系的，它们有它们的行事作风，甚至有它们的“文化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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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国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其强弱盛衰、风俗好尚区域所在，皆列于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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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四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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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必是傲慢的，不傲慢不足以超脱蒙昧。而处理偏见亦显出文明的高贵。故“蛮族”一词并不代表某个民族，而是指一种反文明的力量，它有时是狂暴的，有时是温和的，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隐性的。诸位看官实不能说“鬼方”与“洋鬼子”没有任何联系，在中国文化里，蛮族“人面兽心”，乃危险物种。在本该模糊的上古记忆中，蛇龙鸟兽之害反倒十分清晰，这与其说是折射猛兽食人的险境，不如说是隐喻了华夏先民经历血战、挣脱野蛮的痛苦蜕变。孟子说周公辅佐武王“灭国五十”，并“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孟子·滕文公下》）。这该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之战。因周初去混沌狉榛之世已远，这些兽类极可能为代表着某些野蛮部落的图腾，正如楚之熊。周人凭借高度的文明一度过上了太平日子，然而到了周朝的衰落期，仍是“四夷交侵，中国皆叛，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毛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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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夏族（汉族）形成的漫长岁月中，即周、秦、汉的一千多年中，蛮族让中国文明吃尽了苦头。那戒备的民族心理、傲慢的对外态度恰恰是尊严体现。走出“戎”，即是有“文化自觉”。“蛮”“羌”“夷”“蜀”“巴”“濮”“苗”等那些最初的族群称谓早已凝固为符号，羌未必是那个羌，蜀未必是那个蜀，但“羌”和“蜀”就是存在着。质而言之，在文化层面上保留“蛮族”这个泛称并不是无价值的，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未必都嗜杀，更由于周边不存在文明程度过于中国者，故凡侵害我华夏者，皆可视为蛮族。如此简单的道理，千百年来被无心或有意的废话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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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6.5 猎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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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若问“中华文明的历史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我可说是两部分——衣冠与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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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与蛮族的关系史上，尖锐对抗是主流，那些所谓的“合流”，大多对历史客观效应的总结，或出于政治设计。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和大怨，必有余怨”。既然有对抗摩擦，必然有损有伤闹出人命，谁叫双方是仇敌而非亲朋呢？休战时就做生意、做亲家，动真格的就难免下杀手了。对于一再上演的悲剧，看官们必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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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否是异质文明间碰撞之必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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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是否需要征服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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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又是否需要种族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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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否需经历血洗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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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樊人仓葛曾向推行霸权的晋文公大声疾呼，不可刀兵对内，他说：“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国语·周语中》）中国与蛮族在兵戈上往还，总有“果报”，风水轮流转，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中国的王朝若吃下这颗因果而倾塌了，那也不奇怪。而所谓“直捣黄龙”，那真是民族心理的体现。对“四夷”的轻蔑永久铭刻于古典文献中，如“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左传》）。“胡说”“胡闹”“蛮干”“蛮劲”等词汇还将继续存活于日常话语中，汉人也在经历无数蔑称（如汉儿、汉狗）后颇为淡定地使用起“汉子”及其一系列衍生词，如“痴汉”“恶汉”“无赖汉”等。正因为前世执刀相向，今生才来谈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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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胡化的中国必定强大，换一种表述便是，历史上中国的强大在于文化的兼收并蓄与对外开放，在于制度的创新，在于经济的活跃，在于教育的兴盛，在于科技的进步，而不在于把公主送去和亲，把人民送去奴役，把边境敞开不设防；中国的衰落也不在于缺乏“汪达尔主义”的打家劫舍、毁灭文化。相反，没有蛮族的入侵，中国会更好、更快地发展，因为会少了巨大的阻力与致命的威胁。敌人永远不会希望你强大，这仍是古今无异、中外无异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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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不济而至近代那般田地，与历史上无优秀的邻居有莫大关联。中华自有学习蛮族之处，但那是自利，是自愿。而蛮族犯我中华，则是害我，是欺我。融合是一种必然，但要讲分寸与意愿。凡陷于“一分为二”之思维陷阱者，分明不知大是大非。当然，中华文明这种对蛮族的警惕心理、歧视态度，甚至深仇大恨如果一成不变地被固定下来，笔笔血案都成了历史遗留问题，那么不仅对正在摆脱愚钝的“蛮族”不公平，对中华民族也是极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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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于中华太有文化了，国可亡，字不灭，蛮族之侵略事迹均被历代史官记录在案，真是由不得他不承认。而蛮族的列祖列宗们几千年来前赴后继，进行的是共同的侵略事业，运用的是一样的游击战术，杀人几何却都是糊涂账，如宰牛烹羊，无须白纸黑字。既无文字记录，口耳相传终究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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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蛮族作为一种反文明力量，它是无历史感的。他们在早期阶段多是“无历史族群”。努尔哈赤的“七大恨”都是眼前事，哪有历史纵深？故蛮族不会反躬自省，却总是遇着仇家找上门来，于是新仇旧恨，混淆不清，难解难分。老大中华便是吃了这亏，对外关系上不是大意轻敌、全面开放，就是严防死守、一味排斥，历史上的此类教训可谓惨痛，如何摆脱两个极端真乃一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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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文人都懂“黍离之悲”，也坚信亡国是短暂的。的确，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不能够称为伟大。但总有中国人一味以民族情感来抹杀历史事实，拒不承认亡国。其实，他们即便在历史中找得虚无的自信与安慰，那后患也是无穷的。因为长此以往可真要“亡天下”了！何也？中华文化的信任危机或将毁灭中华文化。面对某些历史，不忍细看，不愿深揭，或出于两种心思，一是害怕碰触伤口，二是搁不下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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