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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近现代的国人对于蛮族边患之危及民族生存毫无认识，他们会很自然地以为中华文明直到道光年间才遇生存危机，他们又自然以为中华文化在此刻难以为继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质问便是：“如果中华文化优秀，何以中国会落得如此田地？”这就是不知历史的短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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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泉，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孔子家语·困誓》）虽然古代中国有着十分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但我们仍可大胆设想，如果中华文明能够平顺地发展，既无改朝换代的中断，又无外寇亡国的抹杀，文化传承，宗族延续，生产技术翻新，政治制度演进，商品经济持续活跃，那么我民族之前途自然不可限量。然而，兴废如今已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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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来就不缺乏敌人与劫难。近人不知先辈苦难，只以为自己这代遭了大殃、倒了大霉，一时自卑不已，羞愤难当，于是往文化根本上、往民族性上、往祖坟上追根溯源，却偏偏不去碰触最基本的历史国情。这番遗憾若任其存在，中国人还是会有好面子与目光短浅的毛病。当人们都如熟谙四季规律般习惯了一朝一代的“寿终正寝”，却忽略了中华文明的“寿则多辱”，那么，反思不是被束之高阁，塑造出一大批庸众与看客，就是被引向极端，数典忘祖，将文化传统连根拔起，釜底抽薪。如今一些书籍引导国人对优秀的传统精神熟视无睹，偏去师法犬类，还把“狼性”提升至民族性格的高度，实在令人费解。莫非国人准备做那要吃救命恩人东郭先生的“中山狼”？窃以为，此种心理乃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之体现。话说犬类在中华文化中，除了忠诚的美名（见兔而顾犬），与乡土的乳名（狗子），便只剩侮辱的用途。诸位看官若要骂人，大抵是“狗”不离口的——“走狗”“猪狗不如”“人模狗样”“狗咬吕洞宾”“狗嘴吐不出象牙”“狗尾续貂”“狗腿子”“偷鸡摸狗”“狐朋狗党”“猪朋狗友”“鸡鸣狗盗”“蝇营狗苟”“鸡零狗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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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狼，前人还真无从拔高，十二生肖中，尚无狼的位置。所谓“狼心狗肺”，狗尚且倚仗人势，狼则六亲不认。中国人向来最忌“引狼入室”，又所谓“画虎类犬”，“虎狼”在中国人眼里只是比蛮夷稍低一等的禽兽。“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巷伯》）这几句诗颇有力道，大意是要捉住那进谗言者，丢给豺虎，若豺虎不吞，则丢到北方苦寒之地（可能隐喻蛮族），若蛮族也不要，就交与上帝来严惩。虎狼与蛮族都是一种惩罚，春秋时，爱鹤成痴的暴君卫懿公就被国人抛弃，送给狄人惩罚。狄人尽食其肉，独舍其肝，有人说是惨绝人寰，也有人说是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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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狼终究还是怕猎人的，崇拜狼不如崇拜猎人。“负隅顽抗”就是指老虎，《易经》：“履虎尾，不咥人，亨。”中国的“猎人”自古都是文武并用来驯服“虎狼”的，他们是一种经典的文学形象，在《诗经》中便已受到赞美。狼再凶悍，进我门槛还是看门狗，蒲松龄先生把狼之无智慧看透了，说“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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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男儿黄沙盖脸，尸骨不全。“万古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列位看官切莫以为中华文化已经“傫如丧狗”，更勿以为可以“打落水狗”，“狼图腾”若是治史心得，则“狗屁不通”，若是为犬类摇旗呐喊，则是“帮狗吃食”，若为中华前途计，不过一“狗头军师”，若欲依此治愈国人之劣根，更是“狗皮膏药”，若借此非议中华文化，那便是“跖狗吠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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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人也无须非此即彼，炮制一“龙图腾”，因为“龙”有专权之嫌。韩非子说龙的喉下有约一尺长的倒生鳞片，此谓“逆鳞”。触犯逆鳞者，将会被杀。君主如龙，也有逆鳞。不幸的是，在后世的中华帝国，龙真成了皇帝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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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七话 贵族精神的正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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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高贵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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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欧洲华丽的贵族谱系，中华帝国除了孔氏一门勉强合格外，确实无像样的贵族。但列位看官绝对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史上从来就没有贵族传统。西周逨盘的铭文便记载了单氏姬姓贵族前后八代人辅佐西周十二位王（文王至宣王）的历史。在《诗经》时代的这五六百年间，贵族享有高贵血统与王土所带来的姓氏、身份等级与特权，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拥有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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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位会赋予其占有者某种气度，且看周公一代的最高贵族们，对周王训政，尽是谆谆告诫，仪态不怒自威，足见贵族之尊在王权面前也不会减色半分。卫武公曾“入相于周”，“入为三公”，而郑桓公曾为周幽王之司徒。贵族根本不必羡慕天子，也无须觊觎王位。再看“共和行政”，无论这是召公与周公的分工执政，还是共伯和的选举摄政，都显示出贵族的大气，他们希冀走出传统的“革命”，而非一成不变地延续着国人的激进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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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贵族，学在官府，正有大意义。历来大贵族如伊尹、鬻熊、周公、管仲之属，身负王官之学，易为后世学派托名依附；小贵族如郯子、苌弘、师旷、老聃之辈，能将天文、音律等学问与政治贯通，论理形象生动，深入浅出，亦是东周诸子之学的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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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贵族必入“国学”受传统六艺之熏陶。“国学”即天子、诸侯为教育贵族子弟所设立的学校，按照入学年龄可分为“小学”和“大学”。“小学”阶段旨在掌握语言文字，“大学”阶段则主要为从政参战前的训练，所有的学习的课程归为德育、声乐、射箭、驾车、书写、天文、历数、占卜、算术等，可谓通识教育。当他们入仕以后，更可实现终身学习。故贵族中博学之士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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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养尊处优，讲排场、讲气度，他们的文化是真正的“风雅”，而后人都是“附庸风雅”。贵族们把玩青铜鼎器，那黄钟大吕、钟鸣鼎食的优雅生活，可以使其摆脱人类一些先天的负累，却又增加一些后天的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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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说饮食，虽曰“君子远庖厨”，但吃起来却难得自在。不仅器具洋洋大观，规矩也是五花八门，且看《礼记·曲礼》所载的一系列饮食规范，比如与人一起吃饭时，不应贪吃；与人共食器时，不要用汗手抓饭；不要用手抟一大块饭来吃；已经抓取的饭不要再放回食器中；饮酒声音不能太大；吃饭时嘴里声音不能太大；不要把骨头扔给狗；不要专挑一样好吃的吃；吃黍不要用筷子，而要直接用手；不要在吃饭时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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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的繁文缛节、丰富的食材器具以及全面的营养使“肉食者”成为贵族的鄙称，所以晏子“食不重肉”都值得写入青史。又如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这类话，不是思维独到，而是就地取材。饮食确与国家大政有关，《洪范》八政，以食为首。在晋昭公与齐景公的一次宴饮中，还有“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左传·昭公十二年》）的你来我往。这就是“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诗·小雅·甫田》）的庸俗化。故今人有治“儒家饮馔政治学”者便不稀奇。当然，也有位高权重而不重光鲜生活的贵族，鲁国正卿季文子便是“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他自称“以德荣为国华”（《国语·鲁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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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之间自然讲究门当户对，郑国太子忽说“齐大非偶”，不敢高攀齐僖公之女齐文姜，这背后实是为家国计。其实，排场、名望、血统、特权、财富等都只是贵族之形，贵族精神才是贵族之质。有贵有尊，有尊有贵，尊贵实不可分。贵族精神首先是强烈的自尊心，伍子胥的生平传奇便将贵族脾性“激烈”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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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氏祖上伍举乃是楚国出名的直谏贵族，伍子胥之父伍奢为太傅，然而家族蒙难于政治斗争，司马迁感同身受，他认为伍子胥如果就这样死于迫害，则与蝼蚁无异。伍子胥立志重获权力以报父兄之仇，后对楚平王掘其墓、鞭其尸（有争论），让其尊严扫地，一雪前耻。而后迁怒于吴王，又被赐剑自刎，死前遗愿竟是“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伍子胥列传》）。此又是让时间来为之雪耻，可见出历史意识之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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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与生俱来的名位时，一个人可以通过学习知识与礼仪，树立自尊来拥有贵族精神。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不断学习的是贵族化的道德与礼仪，他的天下理想、礼乐抱负其实也是对贵族参政议政权力的向往。“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虽然孔子在朝廷宗庙多能雄辩，但在老乡中间他却无丝毫傲慢与骄气，他踏踏实实做的教育事业，正是以平民的方式传递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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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记录了孔子的贵族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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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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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之馈，非祭肉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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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不语，寝不言。寝不尸，居不容。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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