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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50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707048370]
1707050051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7.3 理性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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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53 《诗经》中最具思想光辉的部分是所谓的“变风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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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55 在周代,大大小小的贵族或作为“天子吏”,或作为家邦柱石,将君道臣道一并托起,维系着朝政的良性运行,这是他们的权利与责任。《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西周中后期以来的内外交困显然触发了政体的纠错机制,创作讽喻怨刺诗的“公卿烈士”开始利用文学来鉴察、警戒、规劝那些表现江河日下的周王与朝臣。孔子认为“诗可以观”“诗可以怨”,甚至可以“事君”,这都是自然的。可贵的是,对德政的激励以及对王权的警惕是贵族文艺的一贯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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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57 “变风变雅”一改情感基调,呈现出“末世之音”的图景。且看《民劳》《板》《荡》《节南山》《正月》《雨无正》《抑》诸篇,尽是批判朝政、疑神怨天、尤人厌世之作,既忧虑世道人心,也谴责政治黑暗,更控诉“昊天不佣”,“昊天不惠”(《节南山》),责骂“旻天疾威,弗虑弗图”(《雨无正》)。最有力量的一篇当属《大雅·云汉》,其中诗句堪称惊世骇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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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59 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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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61 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下土,宁丁我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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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63 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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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65 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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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67 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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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69 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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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71 瞻昂昊天,云如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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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73 瞻昂昊天,曷惠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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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75 这本是一首写西周末年宣王忧旱的诗,不大可能是宣王自作。从这些责骂式的祷告,抑或祷告式的批判来看,周人已经深深怀疑“昊天上帝”是否靠得住,甚至连祖神后稷也未必灵光,否则怎么会有频繁的“天降丧乱”呢?那么,伺候这些神灵还有何用?(只有非皇室成员的贵族才敢做此想,并如此创作。)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那么这些情绪宣泄、道义控诉都是堂堂正正,绝非歪门邪道。故可借明人张次仲之语:“《雅》无大、小,《风》无变、正,《颂》无商、周、鲁。”(《待轩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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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77 责难上帝坐视不理,质问苍天何时才能赐天下安宁,这都反映出周人所面临的信仰危机。然而,“天降丧乱”四字多见于《桑柔》等诸篇,此仍是天命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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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79 周人的信仰危机继续摇撼巫术的传统地位,以“太卜”“筮人”为主的群体对古老卜筮资源进行整理、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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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81 《周易》虽被称为“群经之首”,又是“三玄之冠”,然而今本《周易》不过是《易》众多传本中之一种,上博楚简里有,魏襄王的墓里有,马王堆汉墓中也有,至于那《连山》《归藏》已不可得见。《诗经》《尚书》均未提到《易》,而《周易》这个书名,最早出现在《左传》,《国语》也录入。《周易》之大观不可能出自文王时,由“庄叔以周易筮之”(《左传·昭公五年》)以及“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使筮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推测,《周易》应当有了一个稳定的传本或者体系,但卦名与卦辞还不可能统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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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83 易学体系初成盖得益于西周中晚期贵族对宇宙人生的新创见。突破首先基于数学的发展,奇数偶数,符号组合,诸般引申对应皆视乎所需,而“揲蓍求卦”的机关,实际还是运算原理的应用,贵族习六艺之“数”,自能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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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85 其次得益于占星术的沉淀与天文历法的进步,如“飞龙在天”“见龙在田”等,这些“龙”都可能是星名。且看顾炎武的惊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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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87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子毕”,戍卒之作也。“龙星伏辰”,儿童之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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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89 ——《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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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91 说“人人皆知天文”近乎童蒙之语,实不知观测结果乃经贵族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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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93 易学的突破最后还需要整个思想领域的“激荡”。哲学不提供终极答案。《周易》的进步意义在于,它是周人处于信仰危机时代交出的答卷,“文王演周易”的故事颇为励志,其中的忍辱负重亦是信仰危机时代周人乞灵于祖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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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95 赵邦曾夺取了东周的“祭地”,无奈的周君向臣子郑朝大吐苦水。郑朝献上一计,他用三十金买通赵邦“太卜”,待到赵王生病时,“太卜”便给出“巫医”诊断结论——周之祭地作祟!于是,害怕的赵王最终归还了祭地。由此故事可知,“太卜”在战国末期已沦为收黑钱的贪官污吏,完全没有了千年前的那种神圣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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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97 虽然卜筮的习俗远未消失,但与奴隶现象一样,它们都是长存的,只是紧要程度大大降低。“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史记·龟策列传》)。直到纪晓岚时,“蒙古以羊骨卜,烧而观其坼兆,犹蛮峒鸡卜也”(《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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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050099 事物变化的多样性中隐藏着规律,这是从五行说到阴阳说的核心,只不过从“五形(式)”简约到“两极”。最早要到战国,《易》学才可能有“阴阳”的概念,而到汉代才有所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以及“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说法。“阴阳对立”的思维比“五行”更宏阔深邃,是天、人的直接对话,也阐明事物之两重性,契合儒家的中和与中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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