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50100
1707050101
莱布尼茨本人就认为宋代邵雍所制的六十四卦图与他的二进制算术不谋而合，这促成了他公开发表关于二进制的论文。二进制的发现后来直接影响了电子计算器和计算机的发明。二进制的实质是通过两个数字“0”和“1”来描述事件，就像用“阴”和“阳”来解释世事。学易之人确实容易进入科学殿堂，明末的方以智便是一例。尽管“易”也为“铁口”与“半仙”所寄生，但永远不要在哲学里计较对错，因思路才是最关键的。朝理性方向继续发展，那么蕴含于易学中的数理系统也将彻底摆脱卜筮神学的凌驾，自成天地。然而，这个趋势毕竟被中断。
1707050102
1707050103
反思卜筮的潮流自然也启发了道家，《易》可注解道家之“道”，世界的客观规律逐渐明朗化，而阴阳导出了祸福、刚柔等对立统一关系。然而，此风尚不能顺利地延展到所有学派中去，因为只有好古的儒家和致力于预测学的阴阳家才容易接受且乐意去发掘它，故到了董子时代，儒道阴阳的合流并不突兀。
1707050104
1707050105
苌弘曾以“方术”助天子统御诸侯，终究不能阻止王政的衰败。墨子的“明鬼”近于宣扬果报，“天志”旨在补救信仰，重树天神威信，皆可谓对症下药。然贵族逐渐识破了天神的虚妄，早觉悟到人事的关键，因此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在暗中滋长。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但绝非放弃天命观，如某年郑国发生大火灾，国君要祈祷以驱邪避灾，子产却说“不如修德”。孔子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要“敬鬼神而远之”；在《墨子》描述的时代里，出现了大量“执无鬼者”，持有“鬼神者，固无有”的言论；季梁说“民，神之主也”；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同时，他还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吉凶由人”。
1707050106
1707050107
《易》催生出独特的哲学体系，《易传》证明了人之本性根于天道，人性之善不再是未解之谜，而得以落实。易学是集体长期积累的成果，绝非一时的天才独创。当然，《易传》也绝不是孔子以一己之力写就，这一点历代儒者都有清醒认识。欧阳修讲：“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这话放在《诗经》时代的一千多年后自然不算伟大，但周人早就认识到这一层，不得不叫人叹服。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后来更有“人定胜天”之狂语。
1707050108
1707050109
从殷周革命的文化转向来看，所谓的“理性”并不是什么近代化产物或者新鲜的舶来物，人总有理性的一面，“理性”抽象但不虚无，一方有一方之理性，一代有一代之理性。关于中国人的理性早启，《诗》《易》《书》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三者在忧患意识、人文关怀与理性精神等方面甚为相合，其贯通之伏笔正起自贵族所创造并维系的思想环境。三种大典配合礼乐制度共同构建了中国文明的早期“文教”，从而滋养了孔子等一系列思想家。
1707050110
1707050111
当然，中国文化也为理性早启付出了终极模糊的代价，这种模糊对“上人”是求索的挑战，对“下人”则是迷惘的渊薮。所幸，中国文化再也不必系于上帝这类虚拟之根，而是在天人之际的千古忧思中保持鲜活与开放。中国文化虽不贸然给出终极答案，却也不断然拒绝新的理解与体悟。
1707050112
1707050113
后人多以为周文化有污名化商王的倾向，其实周人对自己王也很是苛刻。周室的贵族们为了使王与臣都有良知敬畏，不重蹈殷政覆辙，创造性地建立了评价机制——谥法。这个机制按生平事迹给死去的要人以概括性评判，并定下谥号，天子、诸侯、卿大夫及夫人都在评判之列。此前商王的称谓多用干支，为何周王不认同这个规则，因为他们的先王看重名号（文王、武王），况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逃不过“天眼”。周人这种盖棺定论的政治传统就是激浊扬清、嫉恶好善。后来《墨子》一书说周之《春秋》如实记录了一段鬼故事，说周宣王杀掉了无辜臣子杜伯，不出三年，在一次大规模的田猎中，杜伯化鬼出现于正午时分。那是一副经典的厉鬼形象，红衣红帽，更执一套红色弓箭射杀宣王。这段鬼话的中心思想无非就是要君主戒之慎之。秦始皇厌恶周人“子议父、臣议君”的传统，把它废除掉，直到西汉才恢复。谥号一直延续到王国维那里，溥仪定其谥号为“忠悫”。这位“王忠悫公”有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真可谓一语中的。
1707050114
1707050115
最后，以一首怨刺周幽王的《诗经·小雅·正月》作结——
1707050116
1707050117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低头弯腰）。
1707050118
1707050119
谓地盖厚？不敢不蹐（轻轻落脚）。
1707050120
1707050121
维号斯言，有伦有脊。
1707050122
1707050123
哀今之人，胡为虺蜴（毒蛇和蜥蜴）。
1707050124
1707050125
1707050126
1707050127
1707050129
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7.4 行为艺术
1707050130
1707050131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段话出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
1707050132
1707050133
若说中国文化里缺乏批判王权的精神与否定专制的传统，那是绝对荒谬的。如果说“讽刺”艺术是小众的兴趣，谥法也只是舆论的沉淀，那么周代的“贵族政制”则与君主直接交锋，在周文化特有的土壤中，贵族们的政治行为堪称艺术。
1707050134
1707050135
天子对大贵族的态度难以拿捏，高高在上会被认为是傲慢，礼数有加又易被轻视。周夷王下堂会见诸侯就是放低姿态，可这也不能改变天子的颓势。
1707050136
1707050137
其实，包括天子在内的所有“大宗”都知道“众怒难犯，专欲难成”，那国君为何不能实行“顺昌逆亡”呢？
1707050138
1707050139
一是“股肱不良，万事堕坏”（《史记·乐书》）。贵族权重，关乎社稷，不可怠慢。
1707050140
1707050141
二则因“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亦有人解为“礼不以庶人为下，刑不以大夫为上”，实不妥。孟子曰：“君子犯义，小人犯刑。”明白无疑）。刑起初是氏族战争时期对战俘而用，这种轻贱的惩罚自然不能施于本国贵族之身，从商纣王将比干剖心这个故事来看，周人有此教训，即在无大罪的情况下，贵族必须受到保护，其胆识也就这样出来了。
1707050142
1707050143
古典音乐家师旷（公元前572年—公元前532年）是晋国的乐官，和近代的贝多芬相似，他的音乐中也寄托着社会理想，且为盲人。《韩非子》提到他的一段事迹。一次晋平公和群臣饮酒，酒酣之际大发感慨：“没有比做国君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无人敢违逆！”坐在一旁的师旷闻此言，竟操起琴砸他。晋平公躲避及时，琴砸在墙上坏了。晋平公问：“太师，您砸谁呀？”师旷答道：“方才有小人胡说，所以要砸他。”晋平公说：“说话的是我呀！”师旷说：“呵！这可不是做国君的人该说的话啊！”师旷竟因君主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便拿东西砸他，此举虽大不敬，但也远超后来“面刺寡人”的水准。然晋平公非但没有处置他，还表示自己要引以为戒。而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晋平公与贤大夫叔向长时间对坐，“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坏坐”，即是说晋平公脚麻抽筋，却仍然保持端正坐姿，以示尊重。
1707050144
1707050145
师旷在谈到卫国人驱逐暴君卫献公之事时，概括了政体的设计思路与王权的运行机制——
1707050146
1707050147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眼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1707050148
1707050149
——《左传·襄公十四年》
[
上一页 ]
[ :1.7070501e+09 ]
[
下一页 ]